为更好推进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延安的理论工作者做了理论阐释。9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胡乔木的《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一文，认为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乃是全民族的思想革命的动员令，乃是中国的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宣告决战的纪念碑”。艾思奇撰文说，主观主义有两种形态：书本教条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不仅在实际政治的发展上有重大意义，而且也是在思想方法改造上的一个新的飞跃的起点。1942年1月，《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锁钥》，认为“只有经过调查研究，马列主义所指示的改造世界的任务，才能在中国实现。只有经过调查研究，党中央的每个指示，才能在各个具体工作中实现。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了解敌友我三方面情况，规定出正确的办法，获得工作中的胜利”。

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在广泛调研过程中，加深了对中国基本国情的了解，逐渐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现象，真正认识到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危害，为有力推动延安整风运动深入开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加速中国革命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调查研究开始成为党员干部自觉的经常性活动

从1941年起持续开展的调查研究，成为党贯通理论与实际、连结党心与民意的决策方法和工作制度。针对党内对如何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有不同意见，特别是对盐的产运销存在军队组织和自由贸易两种不同观点，毛泽东广泛调研，在1941年8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增加盐的运销，以官督民运为主，自由运盐为辅。”基本统一了几个月来的不同认识，有效缓解了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还给各根据地提供了通过周密调研掌握实际情况、决策实际问题的范例。在广泛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全党大力推动屯田军垦，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终于在1942年底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为总结两年来经济工作经验，纠正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再次周密调研、征求意见，1942年12月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指导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