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欢从语音上区分一个人的来路，是南是北，是西是东。纵使试图掩饰，一个人的口音也很难不出卖他的籍贯。
人们通过口音判断人的来路，则是依靠人说话语音中的一个个鉴别性特征：他的声调是什么样的？他说话分不分n和l？h和f是混还是分？有没有前后鼻音的区别？将诸如此类的种种特征综合考量，一个人到底是哪里人就呼之欲出了。
而在诸多可供参考的特征中，说话带不带卷舌音至关重要。
大多数中国人对卷舌音的直观印象就是北方人说话带卷舌，南方人不带。北方人要想模仿南方口音，往往故意把舌头捋直了说话。而有些不甘示弱的南方人则说卷舌音是北方受到游牧民族语言影响比较重，把他们语言当中的卷舌音吸收进了汉语。
然而要是仔细筛一下全国哪里有卷舌、哪里没有，结果未必和常识性的经验相符合。
南方不一定不卷，北方不一定卷
并不是所有北方人都惯于发卷舌音。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就只有平舌音，没有卷舌音。山西中北部从太原一直到大同的大片区域都是不分平卷舌的。而在辽宁部分地区，则有平卷舌不分，全都读卷舌的地方。若干年前，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走红栏目《百家讲坛》曾经有一位东北籍的教授。每每提到“三”，必然要说成shan。虽然表面上和全读平舌的地区大不一样，实际仍属于平卷混淆。
南方人也不都卷不了舌头。位于江苏南部的常熟，说话就以舌头卷闻名。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大部分汉语方言都能区分平卷舌。四川盆地巴中、自贡、乐山、遂宁等地都有平卷之分，安宁河谷畔的西昌亦然。湖南南部有成片的卷舌区。就连天南之地的广东，也不是全省人民都不会发卷舌音——广东梅州周围的五华、兴宁、大埔等县的客家话全有卷舌音。
如果我们能够穿越到几百年前，就会发现情况更加复杂。
汉字的一大特点是超乎时间和空间存在。今天的繁体字和两千年前汉朝人用的汉字大体上仍然一样。然而，汉字这一特点却对今人了解古人的语音形成了重大的障碍。相比之下，拉丁字母拼成的文字在反映语音上就比汉字强得多。现代英语meet和meat、vain和vein、write和rite已经不能区分，但是拼写则还维持区分，今天的英语学者可以很轻松地推导出这些词在几百年前英语拼写定型时并不同音，甚至可以根据拉丁字母一般的读音规则推导出这些词当年的发音。
如果有用拉丁字母记录的汉语，那么对我们了解汉语历史上的语音就会有极大的帮助。幸运的是，一群外国人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卫三畏，传教士兼外交官，官话粤语流利，对吴语也有较深了解。
明朝开始，来自西方的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传播基督教。他们中有的出人头地，身居要职，如利玛窦，有的靠着在华经历，成为汉学先驱或外交官，如卫三畏。更多的藉藉无名，在中国某个角落默默完成教会分派的工作。
传统上中国有重官话轻方言的习惯，古代中国的韵书，主要是给写诗作词作参考之用。语音上必尊崇官话，乃至尊崇前代的官话。清朝人写诗用来指导押韵的仍然是宋朝官方出版的《大宋重修广韵》，而这本书所重修的则是南北朝时期的《切韵》，距清代已经有逾一千年时间。
中国士大夫们将传统的语音韵书奉若圭臬，从西方来的传教士则没有如此的心理负担，更不需要为中国科举考试而温习韵书学习官话。对于一个合格的传教士来说，不管在中国混得如何，传教事业进行得是否成功，学会当地语言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功课。
正因为传教士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口头和他们的潜在受众交流以方便传教，在那个普通话并不普及的时代，学习当地的汉语方言就成了第一选择。因此，他们记录的汉语可被认为是当时当地的原生态口语。而用当地语音拼写的汉语教材、《圣经》等文献，就成为现代人了解古语音的窗口。如果传教士活跃的区域文盲较多，很多情况下，当地的中国人甚至也会学习难度比起汉字低得多的拉丁字母，以之充当文字。
从传教士留下的记录来看，在他们活跃的百多年前的晚清时期，中国可以卷着舌头说话的人分布的地理范围比现在要大得多。
退缩中的卷舌音
一百多年前，位于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南京都有卷舌音。今天的成都人经常笑话川南的自贡人总是卷着舌头说话，甚至揶揄自贡卷舌音是陕西盐商带来的，但1900年出版的《西蜀方言》（《Western Mandarin》）里的成都话平卷划然两分。而在广东，不仅是梅州当时还有卷舌音，甚至广州话也不乏卷舌音，只是当时的西人已经提到广州“有些人不太能分”了。
传教士编的汉语教材毕竟离开当下一般中国人的生活太远。但是在有些地方，他们的影响却可通过其他途径为人所察。今天的香港在地名、人名拼写中仍然沿袭了当时西方人为自己方便所使用的一套拼音，在这套拼音当中，平舌卷舌的区分非常明显。如“石”拼为shek，而“锡”就是sek。香港地名“沙田”是Sha Tin，“尖沙咀”是“Tsim Sha Tsui”，“上水”则是“Sheung Shui”，仍然保留了一百多年前广州话初入香港时的状态。
香港人名地名拼写体现的是一种已经灭绝的广州话。
在部分城市，卷舌音的消亡甚至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过程。无锡、南京的老人说话往往还有卷舌音，但是两座城市年轻人卷舌音已经接近消失。而在四川不少地方，县城年轻人的语音已经为成都、重庆这样不分平卷舌的大城市所影响而变得不分，但是乡下人，尤其是长者仍然能保留区分。就算是南方卷舌音的堡垒云南，近年以其旖旎自然风光和璀璨人文景观吸引了大批文艺青年的大理，平卷对立也正在模糊。
要说这些地方都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那是不太可能的。中国历史上虽然不乏半壁江山甚至全国被北方民族统治的时候，但是由于农业相比游牧渔猎所累积的巨大人口优势，中原以南的人口中北方民族占比一向微乎其微。不光如此，北方民族的语言相较于具有极深文化积淀的汉语而言，向来处于弱势。在人口、文化均不占优的情况下，要想让这么多地方长出卷舌音来不大可能。
让“北方民族影响说”可能性更小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民族语言多数并不具备卷舌音。无论是突厥语、蒙古语还是满语，都是本来没有卷舌音的语言。当今突厥语言中少有的具备卷舌音的撒拉语分布于青海东部和甘肃西南部，撒拉语里面带卷舌音的词几乎都是从当地汉语借用的借词，如“尺子”、“桌子”之类。而满语甚至为了方便记录汉语中的卷舌音特别创制了几个字母——在满语本族词汇里，这几个字母从来都不出现。
要想追溯汉语中卷舌音的来源，求诸北方民族语言显然是缘木求鱼，还得在汉语自身上下功夫。
之前已经提到，汉语古代语音由于汉字表音功能不佳的特质很难复原。万幸的是，现代中国人碰上不认识的字要查字典，古代中国人也会遭遇不认字的问题，他们也需要类似字典的工具书来帮忙，这就是所谓的韵书。
古已有之的卷舌音
中国从南北朝到清朝，最重要的韵书始终是以南北朝后期陆法言编纂成书的《切韵》为纲的切韵系统韵书。这套韵书包括《切韵》《广韵》《集韵》，反映了南北朝后期中国上流读书人所使用的语音，以两晋之交永嘉南渡时从洛阳迁入金陵（今南京）的士族语音为基础。通过总结《切韵》的语音体系，就可以了解到中古时期汉语的语音。
从清朝到现在几百年对中古汉语语音的研究已经使得我们可以对《切韵》的语音系统有较为具体的了解。通过总结，《切韵》的语音中声母有37个，韵母有160多个，并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其语音规模远远超过当今任何一种汉语方言。
《切韵》原版已经在流传中散佚，现今切韵系韵书主要以《广韵》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