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徐先生与张大千为好友，对他是很了解的，可以说深知张的生活习性脾气与绘画习性风格，在张大千1950年出国后是否回国等问题上，是很有识见的，也是一种评价。据王震编《徐悲鸿书信集》（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版，259页），致陈从周第二、三封信中，徐悲鸿称：“闻大千先生在川派到一千份公债，此事甚为难！”（1949年10月28日）“大千先生返国之事，我与同人皆在商讨，因为既归便难再出，必须计划妥善，方可去信，既去信，必求省效，以是迟迟。”（1951年元月12日）

2013年4月，“一纸飞鸿——上海图书馆藏尺牍文献精品展”开幕，并出版《中国尺牍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新见到徐悲鸿1950年致陈从周二信墨迹。前者10月21日提及：“大千先生至印度恐系无可如何，我们希望他来北京与我们同样生活，若照他以往之豪华情况则不可能矣。”后者元月25日信中强调：“我则标榜任伯年，我之评价尚较足下为高。我以为中国自有画以来，若伯年者不能过二十人，因彼于人物、写像、山水、花鸟皆第一等也。特彼为抒情诗人而未为诗史耳（上海吴仲熊家藏伯年《八仙》四幅中，韩湘、曹国舅幅实是仙笔，古今所无）。其花鸟为大地古今第一。八大、石涛不过在极恶劣之董其昌后，反其作风而已，实未尝创制一幅极头等之作（八大有一幅好荷花，石涛有一幅墨团团，确是好作品，其外多未见成功）。当然此乃我个人意见。二人确有奇才，特学力未充实耳。又石涛文笔甚佳，有奇思妙想，此则伯年所不能。吾人就画能（论）画，正不必牵涉其他问题。惟当年欣赏绘画之人，仅为文人一个阶级（层），其他人皆无份，是以致其范围如是之窄也。”

在这封信中，徐悲鸿坚持强调人物画、写像艺术的重要，形象思维写实的重要，才气之外学力功夫即绘画技巧能力的重要，而且他自己也是一直这样实践的。因为他秉持一种理念：“绘画之重点在人”，要多加研究。这封信也再次证明，徐悲鸿对任伯年的评价发自内心，非常辩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比较，论其长短，真诚而严谨。并且他认为，中国自有画以来，如任伯年全能特异卓绝者，仅二十人以内而已。这可视为徐悲鸿撰写《任伯年评传》的预演和前奏，酝酿已久。到是年冬天，已趋于思考成熟，他走笔成文。

在《任伯年评传》中，徐悲鸿指出：“学画必须从人物入手，且必须能画人像，方见工力。及火候纯青，则能挥写自如，游行自在。……故举古今真能作写意画者，必推伯年为极致。”“伯年于画人像、人物、山水、花鸟，工写、粗写，莫不高妙，造诣可与并论。盖能博精，更借卓绝之天秉，复遇渭长兄弟，得画法正轨，得发展达此高超境界。”徐悲鸿接着强调：“但此非徒托学力，且需怀殊秉。不然者，彼先辈之渭长昆季曷无此诣哉？”徐悲鸿记任伯年杰作，也较信札为详：“首推吴仲熊藏之五尺四幅《八仙》，中之韩湘、曹国舅幅，图作韩湘拍板、国舅踞唱，实是仙笔，有同（陈）之初藏之《何仙姑》。……此等珠圆玉润之作，画家毕生能得一幅，已可不朽。矧其产量丰美，妙丽至于此哉！此则元四家、明之文沈唐所望尘莫及也！吾故定之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殊非过言也。”并说，只是“伯年为一代明星而非学究，是抒情诗人而未为史诗，此则为生活职业所限”；方之古天才，近于太白而不近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