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自童年时，见父亲一次进城，回家忆仿任伯年《斩树锺馗》一画，始知任伯年名头，一生酷爱任氏的绘画艺术；并于1930年起，对王一亭、黄震之、吴仲熊、黄君曼、陈之初、章诚望，以及任氏子女任堇叔、任雨华等，先后作了持续耐心深入的访查核实，更研读任氏杰作，分析思考，历时二十年，才写成《任伯年评传》。这在今天急功近利的浮躁年代，很难做得到罢？这篇学术性的艺术家评传文字，史论结合，辨析精辟，中西兼顾，严谨生动，绝非一般泛泛空论者可比。

该评传高明处还在于，徐先生于本文，以法国老师达仰先生的法文题赞译成诗意般中文作为结语，时间上还早了四年，而立意立论也达到了令人信服、甚为有力的完美境地：

多么活泼的天机，在这些鲜明的水彩画里。多么微妙的和谐，在这些如此密致的彩色中。由于一种如此清新的趣味，一种意到笔随的手法。——并且只用最简单的方术，——那样从容的表现了如许多的物事，难道不是一位大艺术家的作品么？任伯年真是一位大师。（达仰·巴黎·1926年）

徐先生这种层层推进、臻于高潮的论据论断，所引用的可是外国大画家的难得的评论推许！而且是徐悲鸿1930年访谈王一亭之前，在法国留学时期的1926年！

我的想法是，徐悲鸿的这篇评传文字，是深入调研、深思熟虑、长期积累形成的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性、文献性，值得我们后人高度重视的学习范本。我大约估算了一下，如以仇英生于1494年计，那么到任伯年1895病故，恰好有四百年历史；仇英卒于1561年，可以盖棺定论来说，则到1950年也将近有四百年历史。因此，徐先生说，任伯年是仇英以后四百年来中国画家第一人。

多年以来大家都熟知的，徐先生又评述过张大千，是“五百年来第一人”。这个说法，见于他为中华书局1936年版《张大千画集》所作《序》。第二，这个“五百年来”同仇英以后“四百年来”相交有所重复。所以，是否随感而发、随意而说，有点捧场之嫌？那么张大千和任伯年，究竟哪一位是第一人？

据2015年5月1日《文汇报·笔会》刊陈长林《名家自矜 何必当真》一文，说张大千颇有自知之明，对“五百年来第一人”没有照单全收——他谦虚地回应：五百年来第一人，说得太过了，太过则近于开玩笑了。但他对自己的鉴定能力，毫不谦虚地自称“五百年来精鉴第一人”。还得意地说：“一触纸墨，辨别宋明，间抚签赙，即知真伪。”该文作者并对张大千在自身厨艺、画艺比较上，定厨艺高于画艺，未必没有“开玩笑”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