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量好会议议程后，我前去友谊医院探望在那里住院已久的钟敬文先生。我把一周后举办的这个会议的情况向他老人家进行了汇报。老钟听后告诉我：“我随便弄个会都需要半年的时间，你们居然一周后就想开会？”我告诉他这么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没问题。毕业后留在北京，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北京的人才优势，随便找上二三十个人，就能举办起一个国家级的盛会。这一点我胸有成竹。果不其然，会议十分成功，各大媒体发出来的消息，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000年8月，文化部在青海省召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这也是一个为探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问题而举办的专题盛会。文化部领导点名让我列席，并在那次会上做了专题报告。在那次会议上，我提出“少数民族文化是一笔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要“深入调查，摸清家底，搞好这一资源大普查”的建议，同时，还提出了“原生态保护理念”。现在想想，当时的这些提法也还是比较前卫的。也许是这次发言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2002年10月，文化部准备启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需要有人帮助他们设计总体规划时，文化部找到了我。这也是我第一次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缘。

二、制定规划，让我知道了迈出国门的重要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到了2002年年底，规划出笼了。现在想想看，问题着实不少。譬如，整个规划的运作方式仍未摆脱《中国民族民间十套集成志书》的影响——组织学者，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普查，通过普查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合集出版，同时，征集与非遗有关的实物，为非遗博物馆的建立积攒家底……当然，在这个规划中，我也注意到了传承人的重要性，同时，也提到了建立传承人激励机制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