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些不满和愤怒，苏共高层并没有意识到问题根源，而是出于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角度，大肆加强了对思想方面的限制和管控，妄图用国家力量去压制。而这个任务被交给了他们心目中无所不能的机关——克格勃，事实证明，即便是这种糟践自己名声的任务，克格勃也完成得很好，生生地让自己从一个威震敌胆的机关，变成了人人厌恶的思想警察，被勃列日涅夫集团拖到了泥潭之中，成为政治笑话的主角。

在克格勃第五局的严厉监制和压迫之下，苏联成了一座压抑心灵的大监狱，在克格勃监听和思想控制下，谁也不敢表露心声，谁也不敢得罪克格勃这个权力无限的机关，但也绝不会有人会喜欢它。就在克格勃在政治地位高升的同时，它已经在人民心目中堕落为最讨厌的机关。

3、臭名昭著的思想警察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广大民众中间形成了“厨房政治”，就是在公用厨房中和亲密的朋友讨论一些敏感话题，发泄对苏共特权阶层的不满。每当大家谈话告一段落的时候，就会抬头望着厨房电灯：“那个，少校同志，您还在听吗?”

在莫斯科的地铁上，突然有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同志，请问您在克格勃里工作吗?”“没有。”“那您有亲戚在克格勃工作吗?”“没有。”“那您有朋友在克格勃工作吗?”“也没有。”“那你赶紧给我把脚挪开，你踩着我了!”

1966年9月15日，苏共政治局通过决议，对刑法第190条作了几项增补：

以口头形式散布诋毁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明显谎言，以及书面形式创作同样内容的作品，处以剥夺三年以下的自由，或劳动营改造一年，或处以100卢布的罚款;……对组织和参加破坏社会制度的集体行动者进行惩处。

到底什么算是明显谎言?什么算是破坏社会制度的集体行动者?这件事情，本人说了不算;律师说了不算;甚至连法官说了也不算，苏共中央把解释权交给了自己最宝贝的机关——克格勃，让他们随心所欲解释法律。1967年5月19日，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在他的主持下，克格勃成立一个专门局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思想警察——第五局。

一开始，第五局只有六个处，第一处负责文化交流渠道;第二处负责针对国外，反和平演变;第三处负责大学生工作;第四处负责宗教界工作;第五处负责侦查“反苏”作品和传单;第六处负责理论研究。随着克格勃对苏联社会生活干涉的深入，这个局迅速扩大，到1982年已经扩充到15个处共2.5万名工作人员，负责监视艺术、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宗教等所有人们能想到的和意识形态沾边的领域。这个局的工作“卓有成效”，仅1967到1970年，就有2456人根据第五局提供的黑材料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以反苏宣传和鼓动罪被判刑的有281人。而这些人可能仅仅是因为收听了国外电台，然后在公开场合一不留神把听到的内容当奇闻逸事给讲了出来而已(库布拉诺夫案，因定期收听并转述“以色列之声”“美国之音”内容，被判刑两年)。

但第五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仅仅能把人送到劳改营，为了对付所有“思想颠覆分子”，他们甚至会动用国家资源对目标的名誉进行破坏，甚至将他们诬蔑为“精神病”，然后送到精神病院加以囚禁。直到此人签署自白书，承认自己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发布了反苏言论才有可能释放——但这么一来更坐实此人有精神病的嫌疑，第五局以后就更有理由把此人弄到精神病院去。这种比《二十二条军规》还要荒谬的情景，就发生在现实中。活生生地将生活变成了笑话，而把人们原本以为的笑话变成了苏联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