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着扁担进学堂

尉迟村地处太行山王屋山深处，村民守着千年祖规过日子，波澜不惊。然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几个从沁水县走出去的青年学生，立志要改变山高皇帝远的家乡，他们发布告讲新文化，集资办学。次年沁水县出现了洋学堂，其中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就设在离尉迟村30公里的端氏镇。村里有家富农想送孩子上学找个就伴的，就相中了得意。赵和青想着家里窟窿越来越大，年三十都得领着儿子躲债，地都快要姓别人家的姓了，不如咬紧牙关苦熬几年，儿子将来或许有个“出路”。于是富家孩子骑着牲口，小得意一根扁担挑着铺盖卷儿，怀揣母亲蒸的一包柿子糠窝窝，跟在后头，走进了新学堂。

这回，虽然少不了被富家子弟取笑，但赵树理已经不再是逆来顺受的小得意了，和穷孩子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里，他明白了富家子仗势欺人外强中干的底细，也练就了体魄。他用成绩说话，就连以前没学过的算术，他也很快超越了老师。毕业考试，他毫不费力就拿了个第一名，得奖金大洋1元，受聘到野鹿村当初小教师，月薪5元。赵和青终于苦尽甘来，儿子一年收入60大洋，合谷子2000多斤呢。可是赵树理却并不开心，他还是个“书理明、世理不明的古板孩子”，不懂同事间的交际应酬，也不会巴结校长、地主，除了教书就是看书，一年约满，就被解聘了。他索性回到了尉迟村，“有点像被抛上岸的鱼，又回到了水里，活啦!”他每天扶犁扛锄下地干活，放开嗓子唱梆子，与小伙伴们拉呱，吹拉弹唱，参与那俏皮话成串的闲拉瞎扯，帮村里乡亲写书信、对联、庚帖、契约、债条，农闲时便起头闹社火唱大戏，不亦乐乎。赵和青眼瞅着儿子读了书却还是做了个土坷垃刨食的农民，何况已经给他娶妻生子，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越来越紧巴，着急窝火，四处打听。终于听说长治有一个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念书不花钱，毕业做老师，还是个铁饭碗，一狠心借了盘缠，将儿子打发去了。

这一年，赵树理19岁，第一次走出沁水县，依然是一根扁担挑着铺盖，走了一天一夜，进了学校。他入学考试成绩是第4名，自信、活泼。有个同学叫王春，常与他辩论，还领着他去图书馆，教他选书、借书。这下给赵树理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他不仅读中外小说，也读德先生赛先生，更是接触到了共产主义学说。在王春和另一位同学常文郁的介绍下，他第二年便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并立下了教育救国、投身共产主义革命和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的人生目标。

1927年年底，第四师范爆发“驱姚运动”，学生们集会抗议校长姚用中克扣学生的伙食费、贪污学校兴建科学馆的经费，领头的正是共产党员常文郁、王春和赵树理。历经威胁恐吓、暴徒殴打，学生们没有后退害怕，“驱姚运动”最终以姚用中被撤职告终。但胜利并没有太久，1928年春，常文郁被捕牺牲，王春和赵树理在一位老师的帮助下化装逃出了长治城。此时有家回不得，两人躲进了深山，靠着赵树理给人看病走乡串村。到秋天，已被学校除名的赵树理悄悄回到老家，妻子病死，家中贫寒。在父亲的逼迫下，他只得再次出门，当上小学教员。不料一个月不到，他被捕了，被押送到山西国民党清共委员会，过了两次堂，罪名是看赤色禁书，崇拜赤俄。好在他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暴露，被以嫌疑犯送到国民党办的“自新院”关押，教化了14个月。“自新院”里有地下组织，院里的图书室挑了几个犯人管理。这几个犯人在地下组织指导下，买书时偷偷换了封面，购进了一些进步书籍，借给犯人偷看。赵树理自述：“有一位高春生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在太岳军区，后病故)为了纠正我的文艺观点，也和王春纠正我的迷信思想一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我认真和共产主义思想接触，是在这时候才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