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里，我是个特别大众的人。从艺术立意上来讲，我与孔导、李雪、(张)开宙他们相去甚远。但我懂观众，个人喜欢的东西观众大多会喜欢。”与大众审美相通，这是侯鸿亮的自我判断，所以他挑剧本时会特别感性地遵从自己。可饶是如此，他也没在第一时间领悟《琅琊榜》的魅力，“原著小说我搁了很久，几次拿起又放下。直到出差的航班上，看一会儿就陷进去了”。欲罢不能的他看了通宵，第二天开会讨论其他剧本时，脑子里还有梅长苏，随后他就飞去成都找作者海宴了。“家国情、兄弟情，以及隐忍的男女情，好本子能让观众看到不同的解读空间。”同样靠与众不同打动侯鸿亮的还有《伪装者》。一家姐弟里，大姐是红色资本家，大哥是三重间谍，弟弟也有身份转折。“每一部谍战剧都会升华到民族大义，而《伪装者》更注重家人间面对亲情与信仰的交缠纠葛。”侯鸿亮初读明家兄弟时有多揪心，电视剧同行们就有多讶异，讶异于他们总能在辗转腾挪间依旧保持精准预判。

不过，跳跃式的预估在发行上未必是好事。收购剧集的人更喜欢用过往数据说话，若能在同一题材里深耕，方才安全。偏偏，侯鸿亮团队一路都尽力抹去自己的过往痕迹。于是，《战长沙》终究为拓新买单。

按侯鸿亮的说法，《战长沙》是他的心水之作。2002年，他曾抽身2年投入一部纪录片。“聚焦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名为《未来之讼》。摄制班底包括总撰稿赵冬苓、导演孔笙、摄影李雪，我是导演兼制片。孔笙还成了第一位进入日本法庭的中国记者。”10多年前的往事在他记忆里异常清晰，“我们采访时到过湖南常德，那里有个‘烂腿村’，好几位年逾古稀的村民，他们的腿还在腐烂。战争硝烟散去半个多世纪，当年日军施放的化学武器伤害，仍是一方消散不尽的噩梦。”从那时起，为长沙会战留一部剧的念头就深植心中。差不多10年后，《战长沙》原作进入侯鸿亮视野，“不同于正面战场描写，那是从孩子的视角来表达战争与人的关系，我如获至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