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读书》杂志刊发的王尧先生对沈卫荣教授撰写的一篇书评。书评的题目是《语文学的持守与创获》，所评沈卫荣的著作为《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在这之前，先生曾问我对沈卫荣教授的专集《寻找香格里》一书的看法，我当即告知诸多心得，尤其是回应顾彬的那篇文章使我获益匪浅。先生点头称道，说他打算为该书写一篇评论向读者推荐。后来虽未读到先生的书评，但该书脱销再版，估计先生是知道的。收到先生《语文学的持守与创获》的书评时我发现，该篇评论的内容，其实涵盖了《寻找香格里拉》与《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的主要篇目。在这篇书评中，年过八旬、归隐林下的王尧先生按捺不住高兴，竟戏称他也成了沈卫荣的“粉丝”。这样亦庄亦谐的激赏，足以看出王尧先生对沈卫荣海外学成归国的兴奋心情。在先生看来，“卫荣毅然归国，冀为中国西域研究尤其是藏学事业培育薪火，实为至佳的人生选择。”这样的抬爱较之其先师于道泉对高徒王尧的抬爱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沈卫荣教授以深掘精进的学术成果回报尊师厚爱，也使王尧先生看到了弟子们锲而不舍的求索精神。

在编撰明清金铜佛像的大型图册中，王尧先生多次讲过，汉藏交融历史过程中出现的金铜佛像，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真凭实证，是明代汉藏两个民族间十分紧密的政治、宗教和文化关系的象征。对这批金铜佛像的归宿，王尧先生十分关注，多次嘱咐藏家选择汉藏佛教交融重镇建立博物馆永久保存。对我提出的“把藏品变为展品，让文物传承文化”的主张，王尧先生亦给予首肯，认为这是让文物“重见天日”，让观众“饱享眼福”的最好选择。并且把他当年为了弄清大黑天神（摩诃葛刺）被蒙古人奉为“国之护法”的根由，抱着“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查找浩瀚资料、遍访“国师”遗迹的艰辛向我作了介绍。后来佛像图册举行开光发行仪式，王尧先生高兴得修饰尊容，正装出席，当场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肯定陈放在面前的金铜佛像图册，是他平生见到的海内外最好的图册，堪称汉藏佛教交融的最新硕果。

王尧先生是一位令人起敬的贤者、学者、长者。他身体伟岸，面相方正，举止儒雅，谈吐幽默。但凡涉及藏学佛学问题，他从不居高临下，总会于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著名言中引经据典，娓娓道来，令人如沐春风，口服心服。由于早年遍历藏区河山，广交藏民僧俗，精通藏文藏语，加上不同凡响的人格魅力和表达技巧，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国际藏学界的声望与日俱增，高朋云集，成为中国在国际藏学界的不二权威。二十多年前，哈佛大学梵文与印度学系资深教授兰纳德（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的中文名字叫“王德古”，但总觉得不大称心。因仰慕王尧先生的学问，后来恳请先生另为其赐一中文名字。兰纳德是美籍荷兰人，先生见盛情难却，略加思索，便借用荷兰语的谐音，建议兰纳德将中文名字改为“范德康”，之后又对此名含义详加解释。范德康听后喜不自胜，将其中文新名遍告天下朋友。从此，很多人只知这位梵文和印度学大家的中国名字，却不知道他的荷兰真名。一次在京诸友雅聚，我问范德康教授如何报答王尧先生赐给他的中文名字？答曰：“敬酒！以醉为敬！”说完站起来请王尧先生浅酌，自己毕恭毕敬连干数杯，在场诸君皆大欢喜。

往事如缕，难以尽述。

2015年12月17日晚，王尧先生在不忍割舍的藏学氤氲中倒下了！

王尧先生走了！他走出了我的视线，但永远走不出我的怀念。

王尧先生辞世隔日，我曾口占一首七绝表示哀痛，今录于后，作为对先生的永久怀念。

　　悼王尧（屈全绳）

投身雪域正风华，

露宿风餐共落霞。

一代宗师归大夜，

千贤抛泪咏《萨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