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先生专攻藏学，毕生从事古藏文资料的收集与研究，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专著十多部。有些文章和专著被公认为藏学的必读经典，是这一领域无出其右的拓荒者。就连南宋末代小皇帝赵显被元蒙俘虏后，千里颠沛到萨迦寺埋名落发，融通藏文，成为卓有成效的译师这一千古悬案，也是王尧先生从浩如烟海的古藏文资料中发掘的。每次讲到这个故事，老先生总有一番感慨，叹息赵显后来蒙冤罹难是悲中之悲。否则，他可能成为旷世译师。即使今天看来，赵显对汉藏文化交流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王尧先生通过发掘文献资料，捕捉蛛丝马迹的治学态度，获得了国内外藏学界的一致认同。他钩沉探微的治学定力和博大精深的学术功底，堪称学界一大楷模。

王尧先生博古通今，兼融汉藏。他与海外藏学研究的权威机构和学术名流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时刻关注藏学研究的触角和成果，同时也时刻关注国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前几年王尧先生看到国学研究领域一时热度爆棚，鱼龙混杂，常常于喜忧之中发出感叹。认为国学不能把范围搞小了，把内容搞少了，更不能把博取噱头的说书调侃视作国学研究之道，批评随意诠释国学经典的“讲堂”是“文化快餐”。他与季羡林、冯其庸先生同时主张，要用“大国学”的视野研究国学，弘扬国学。2008年6月27日，受冯其庸先生之托，我同李巍先生专程去301医院就国学研究有关问题向季羡林先生请教。季先生在交谈中说道：“国学不等于儒学、汉学，中华文化具有广泛的包容性。用大国学的观念看，不光包括儒释道，还应当涵盖少数民族的主流文化，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交融。”我把季先生的看法转告冯其庸、王尧先生后，两人都很高兴，鼓励我把同季先生的访谈写成文章发表，以矫正国学研究中的小视野和片面性。后来我在《文景》杂志和香港文汇报发表了《哲人归大夜 千古传圭璋》的文章，传递了几位先生的“大国学”观点，对国学研究的内容拓展和方法求实还是有所助益的。

作为一代藏学宗师，王尧先生始终奉“传道授业解惑”为人师圭臬，终生身体力行，不曾懈怠。他对尧门弟子教诲不倦，对旁门学子问道不烦，对有所作为的门生多有嘉勉。有一年我翻阅白寿彛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发现陈庆英、沈卫荣的名字赫然在列。陈、沈两位教授都是王尧先生的得意弟子，我不清楚这部通史还有多少名人在列，但尧门两弟子同时并列《中国通史》却实属罕见。王尧先生见我对此事颇为吃惊，禁不住灿然一笑地说：“荀子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韩愈讲得更明白，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我给他们几位搭过梯子，但能爬到高处，主要还是凭他们自己的努力。现在看来他们这一代人只要继续用功，完全有实力攀上藏学研究的新高峰！”从这番谈话中不难看出，先生对陈庆英、沈卫荣教授的骄人业绩是深感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