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的创作是一条不太轻松的路，不管它以舞蹈、影像还是文字面貌出现，都力图将你从现代社会造就的舒适中揪出去。现代舞并非不痛不痒的安慰，它得是手术刀，也得是药方，是“非常毒的一颗药”。

在当代艺术里，作为更小众的部分，现代舞有太多观赏门槛，导致普通观众对它如此生分——它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总是：装神弄鬼，无病呻吟，以抽象的名义表达一种难以名状的空虚。

10月底，陶身体剧场连续在国家大剧院演出3天，这是一场难得的高级审美，因为舞者足够优秀，是国内当代舞蹈里目前最接近天才的创作。

很多人可能听都没听过这个舞团的名字——陶身体，它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不如看看他们惊人的成绩单：四次荣登《纽约时报》，是首个应邀在美国林肯中心艺术节和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演出的中国现代舞团……他们获得的荣誉说起来长长的一串，巡回演出已遍及40多个国家。

这些光环，放在任何一个当代舞蹈团体身上，都是绝不愿意衣锦夜行的荣耀。但陶身体以低调、踏实的方式，继续自己的创作、排练、演出。

身为舞者，他们几乎是把自己放在刀锋上磨砺。

这几个年轻人太狠了，他们用限制身体的方式来拓展身体的可能性。

舞者陶冶是陶身体的创始人，也是团队的灵魂人物，作品的表达方式和风格，可以说是他本人世界观的体现。在琢磨自己的舞蹈时，他常提到一个词——判断——我到底要还是不要？我到底行还是不行？我能不能撑下去或者妥协？

对他来说，艺术家的责任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和思考具象化，舞蹈跟其他艺术创作一样，都是一种和自我进行对抗、对话，然后自我梳理的过程。

像陶冶这样有性格的舞者，一旦你跟随着进入他的舞蹈，就很难再轻松地走出来——它不容忽视，需要人全身心对待，还必须得充满好奇，这样的艺术不是用来简单消费和愉悦身心的。

回顾陶冶的成长经历，他是重庆人，小时候住在郊区一个上万人的大工厂里，工人的小圈子如同社会缩影，放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愉快乃至龃龉，也放大日常生活的琐碎和绝望。

陶冶在这个闭塞的环境中长大，对人性非常敏感，为了逃避周遭的不愉快，他选择封闭自己，用头发整个盖住眼睛，以身体语言拒绝跟外人有任何沟通。这种逃避和没有出路的感觉，强化了他天性里坚硬的部分，也造成他内心对失控情绪的拒绝。这些体验，影响了他在成年后对创作理性的强调。但起了关键作用的还是他的天分，让他能在这种自我追问中找到方法，并建立起自己的创作哲学。

现代舞让陶冶的思考找到了立身之所。这过程既是自我摧残，也是自我教育，是每一个创作者的必经之路。陶冶找到了属于他的方法，也吸引了跟他有着相同气场的人。

舞团成立时，舞者只有陶冶和王好，段妮是从国外回来后加入。这三位最初的成员开始了一条异常艰辛的路，他们蹭过别人的排练厅，倒几个小时的公交车去郊区排舞再回城，就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排出了第一部《重之三部曲》。

当时，圈内一些人看了他们的作品，有点被吓到——这几个年轻人对自己太狠了，他们用限制的方式来扩展身体本身的有限性，把身体转化为具备无限可能的事物，而且舞蹈形式还挺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