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奥斯卡颁奖典礼现场的电影人们越是整齐一致地喊口号，越是和好莱坞宣称的“多样化”南辕北辙，这些慷慨激昂的“艺术无国界”声明，筑成声势浩大的好莱坞面子工程。主持人坎莫尔唯一一条没针对总统的段子，是蔫坏地问台下观众:“你们其实没看过《月光男孩》吧?”他的本意是不伤大雅地嘲一嘲白人明星们，但这句玩笑话泄露了面子工程的里子，也是好莱坞“文化多元”的悖论:凭什么一定要用白人的价值标准衡量“他者”的创作?表象“多元”的内在，是白人掌握着评判的话语权。
《月光男孩》里出现的全部角色，是生活在迈阿密贫民区的非裔人群，那是一个笼罩在毒品、帮派和暴力阴影下的小世界。导演把鱼龙混杂的社会切面和青春期的混沌都拍得太干净也太文艺腔了，精雕细琢的旋转镜头扫过廉租房的断壁残垣，男孩朦胧隐晦的欲望在慵懒的探戈舞曲里翻腾，这样散发着布尔乔亚趣味的电影语言，真的适合这个野蛮生长的粗粝题材么?导演巴里·詹金斯其实很明白，他的电影内在是分裂的:一部表现底层非洲裔人群的电影，需要白人投资和发行，它的幕后老板是布拉德·皮特；去艺术影院看这电影的观众，也是中产阶级白人知识分子为主。站在非洲裔的立场，这不是“我”的声音，而是“我”渴望成为“你目光下的我”。
《推销员》被外交纠葛的舆论推到风口浪尖，但法哈蒂的这部新片重点在于探讨伊朗国内的性别议题和家庭结构。在性别政治的复杂度和文化的深度上，《推销员》不如他之前的《一次别离》。但片子里有个耐人寻味的设定:这对夫妇是话剧演员，经常合作出演阿瑟·米勒的《一个推销员之死》，剧本本身和主线没有关系，只是这对伊朗年轻艺术家的喜怒哀乐，要借助美国话剧这个“中介”，而通过中介的间接表达是徒劳的，因为艺术和日常之间存在悲剧性的脱节。这构成了一个滑稽又悲哀的隐喻，对应着奥斯卡面对“非我族类”的尴尬:好莱坞的资本商也好，学院派的电影人也罢，站在强势文化的这边，他们能多大程度地接受并欣赏不同政治文化土壤中的“外部”电影呢?如果只是用己方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标准去定夺“他者”，这标榜的“多元”除了自我贴金，又有多少意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