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的符号化进一步体现在1995年二战胜利结束50周年之后。首先是德国国会议长提议把1月27日设立为“纳粹受害者纪念日”，随后到2005年1月27日又上升为联合国确立的“犹太大屠杀纪念日”。“奥斯维辛”成为德国与国际共同记忆的对象。不过，很显然，“奥斯维辛”的屠犹意义被过分渲染了，其他受害者群体被淹没在它的符号意义之下，并没有得到相应尊重，特别是不少受害者其实拥有着多重身份，如“身为共产党员的波兰犹太人”便蕴含着种族、国籍和意识形态三种认同。然而尽管不少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1999年有关在柏林市中心建设“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的争议，最终仍然以强化“奥斯维辛”这一符号的结果而告终。由此，“奥斯维辛”成为柏林乃至德国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战记忆的政治功效得到凸显

二战记忆既是私人化的，更属于国家事务。联邦德国官方清楚认识到，二战记忆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必须发挥政治功效。试以几例来说明。

第一，5月8日作为整合民众的记忆对象得到确立。二战后，对于联邦德国而言，比较棘手的问题是确立哪一个日子来作为二战纪念日?是5月8日投降日，还是9月1日发动战争日?各种争议直到1985年5月8日时任总统魏茨泽克发表著名演讲时才偃旗息鼓。他说：“5月8日是解放之日。它将我们所有人从纳粹暴力统治下鄙弃人性的制度中解放出来……我们的确没有理由在今天加入对胜利的庆祝，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将1945年5月8日视为德国历史之歧途的终结，它保护了指向一个更好未来之希望的萌芽。”这一天至今仍是德国的国定假日。

第二，联邦德国十分清楚二战记忆是和解的前提。二战后，德法和解是欧洲一体化的前提。这一历史进程当然发生在众多现实压力之下，例如冷战氛围以及欧洲颓势，但它反过来也进一步推动了德国在二战记忆塑造中的积极角色。正如2015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问日本时所坦言的那样，“对过去的清算是和解前提”。

第三，二战记忆也需要为德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服务。尽管德国是战败国，它也对外确认了自己作为“加害者”的形象，但这并不等同于它否认纳粹时期“另一个德国”的存在。在最近20年中，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事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德国社会对二战的认识。学术界当然清楚这场刺杀案背后的曲折问题，例如刺杀者并不完全是所谓“和平派”，更多反映的是军方与希特勒之间的矛盾等。但对政府而言，该事件却能呈现“另一个德国”的模样，以便为当代以及未来青年一代提供更为积极的二战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