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5年以来，各种类型的“二战记忆”轮番上演，至今仍未停止。从民族国家的视角而言，二战记忆的各种用途，实际上为人们理解一国政治文化发展提供了一把钥匙。在此框架中，本文试图勾勒德国二战记忆的变迁历程，从中概括其作为战败国所做出的反省努力，并进一步指出它仍然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受害者意识转向加害者意识

二战后初期，在遭受过盟军空袭的城镇居民和因德波、苏波边界变动而“被驱逐者”看来，他们才是战争的“受害者”。在柏林、慕尼黑、德累斯顿，到处都出现了纪念“战争受害者”的碑石。这一点同样反映在当时的历史教科书中。人们闭口不谈其他受害者的命运，相反，“恢复正常状态”反而成为阿登纳政府对内大赦立法的心理基础。

不过，阿登纳政府在对外赔偿方面却不遗余力——这自然是同冷战开启后联邦德国必须把自己同美国绑在一起，进而不得不推行特殊的以色列政策，特别是赔偿举措相关。这一点恰恰在无形中增添了德国人作为“加害者”的意识。这样一种政府表态到1970年勃兰特下跪时，成为强化“加害者”身份的催化剂，即使当时该举动在德国社会仍然存在争议。到1990年代，当科尔政府以及一部分右翼知识分子企图借助再统一带来的民族主义热情来告别过去时，一些公众历史学家却挺身而出，不断地冲击德国社会长期以来残余存在的各类神话，特别是所谓“清白武装部队神话”，即纳粹时期的军队是无辜的。1995—2000年由汉堡社会研究所举办的一场图片展，便以上述神话为目标，强调军人在东线执行了一场“种族灭绝战”，从而扯掉了德国人的最后一张“遮羞布”。正因如此，到201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70周年之际，德国政府的认罪立场十分清晰，如默克尔在5月探访达豪集中营所言：“德国在二战中迫害犹太人的罪责不可否认与遗忘……德国永远不再重走战争道路。”

“奥斯维辛”的符号意义不断得到增强

1963年，伴随法兰克福审判和以色列公审奥斯维辛集中营看守艾希曼，“奥斯维辛”被不断暴露在公众面前，尤其引发一批知识分子在哲学层面上的反思，其中特别出名的是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以“平庸之恶”来讨论极权主义的可怕之处，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一语直指现代性的困境。在此情况下，“奥斯维辛”的哲学意味变得极为浓厚，甚至一下子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问题。1979年美国连续剧《大屠杀》播放后，“奥斯维辛”进一步成为流行话语。德国人用该词来指代“犹太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