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常理言，凡是对著作读得越仔细，意见则越详细、越具体，甚至还会发现很多纰漏。从这个角度而言，陈之佛大概是读得最粗的一位，郑振铎读得相对具体些，李济无疑是读得最仔细、最认真的一位，因此他的评语写得最长，评价最低，直斥王子云为“不读书”。

李济的评语分五个部分，逐条陈述，层层批点。由形式到内容，从具体细节到章节安排、史料剪裁，细致剖析。李济的详细意见如下：第一，从标题看，该书显然以图为主要题材，然书中所附拓片及绘图或过小或摄像技术欠佳，而且大半阙如，让阅读者“凭轮廓空白想像其如何正确或如何美丽，实为不可能之事”。第二，利用原始资料为此书一大长处，惟其于所引用材料虽有个别阐释，但其诠释所及并不包括收藏一项，“甚少加以说明，使阅者无法判定其究极价值”。第三，本书既以历代应用艺术为题，按理不应偏重一隅之材料，虽然踏查全国收集资料非一人所能为，“但见于著录者，理应予以充分注意。作者似不甚喜读书。故与本题有关之书面参考资料并未作详尽之阅读及谨慎之选择”，尤其对陶瓷铜器玉器等之专门著作“隔绝甚远”。第四，敦煌壁画龙门云冈石窟雕刻，诚为中国艺术盛迹，但是否可列入“应用艺术”则是一大问题。李济举例书中引元代壁画欢喜佛一例描写男女拥抱作欢合状，王子云解读此造型“多富有装饰意趣”，李济直斥“此怪说也”，谓“宗教艺术皆有其超艺术之目的，艺术本身实只宣传媒介。敦煌遗迹即属于此一范畴，其雕刻及壁画，分别论列，除其宗教含意外，诚有其不可磨灭之纯艺术及历史价值，但营造家若不加选择，依样葫芦全部抄袭，装饰一现代建筑，必弄巧成拙”。李济反问这所谓具有装饰意趣的欢喜佛若扬弃其宗教背景而用作现代建筑的装饰母题，将成何景象？实在是无法可想。第五，考据虽非本书所长，然本书研究范围既冠以“历代”为题旨，自应有一较为正确之时代观念，“作者于此，亦未下过真工夫”。李济从书中摘出一处论断——“殷商之世，鸟曹昆吾，相继发明砖瓦，于是规模宏大之宫殿，得以建兴”，评价“此真耳食，无任何现代考古学之依据”。

李济在审读意见结尾处，再次批评王子云所犯错误之原因，“实不读书之过也”。可能李济感觉批评委实严厉，又补写了一小段话，语气软了不少，且增添了一些肯定意见，但仍维持不予给奖的最终判断：“作者搜集材料颇勤，中有不少珍品——如花砖、瓦当、木饰、碑志、图案等——每类均可作一专题研究，成一有价值之贡献；今乃杂然并陈既不成一体系，又无特殊创见，亦难作普遍应用，殊可惜也。不给奖。三十七年二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