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杜月笙得到的不只是金钱。当他回出生地老家高桥村修缮的一座古庙落成启用时，8万名宾客登门道贺。除了收到60万元礼金之外，上海市长、汪精卫，甚至蒋介石本人都送来匾额。然后，杜月笙就把他最大的吗啡工厂设在高桥。有位美国外交官很好奇，为什么每次蒋介石到上海都要见杜月笙？有个中国官员解释给他听：“蒋委员长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向杜月笙投名帖……两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安排：杜月笙负责率领他的党羽管束共产党及其他不良分子不轻举妄动，换取他在烟毒、赌博和卖淫业的行动自由。”为了满足杜月笙追求社会地位的欲望，蒋介石指派他为“上海剿共特派员”。不仅如此，他的鸦片专卖生意若是失败，杜月笙还会要求退钱给他——他可是付了政府600万元开办费——宋子文提议以政府公债偿付。不幸的是，宋、杜皆心知肚明，政府公债一文不值。1931年7月23日，倪太夫人逝世当天有人企图杀害宋子文，也就不足为奇。我们可以认定，经过这一幕，要给付杜月笙的退款很快就以现金支付。

直到1933年，杜月笙的组织都以上海法租界为基地。他每个月从鸦片生意可赚600万元，其中约15万元孝敬了法租界警察。可是，法国派了一名海军军官前来调查贪渎，使得这个亲密关系为之叫停。尽管杜月笙派密使携带巨额贿款到巴黎打通关节，中国政府人员也焦虑，希望停止调查，法国当局却决心整肃官箴。新到任的总领事（并不贪污）和曾经出卖过杜月笙的一个前任总警司联名设宴，有好几名赴宴官员竟然食物中毒而死。法国当局认定杜月笙在幕后主使，他被迫退出法租界，在上海华人地界继续做生意。

迁地营业并没太影响杜月笙的生意。他的手下在上海周围有10家吗啡工厂，每个月付国民政府40万元保护费。1932年底，杜月笙要求政府准他垄断全市鸦片专卖生意，他提议愿每月付给财政部300万元，双方果真达成协议。宋子文接替孔祥熙为财政部长，把杜月笙营业大本营所在之虹口特别税局，改划归蒋介石的总部管辖。次月，国民政府委派蒋介石兼管全国缉毒工作。到了1933年5月初，蒋介石的鸦片生意——官方名称是鸦片“查缉”工作——已经运作起来。当年年底，虹口特别税局收到1600万元的鸦片税。有个专家估计，国民政府在全国每个月可收到3千万元左右的鸦片税。

和日本争夺鸦片市场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观察家批评蒋介石利用鸦片支应政府费用。但是根据美国驻汉口领事的说法，“鉴于南京政府因为蒋介石极大的军费开销，过去几年已经累积巨额赤字，一般不相信蒋介石会只为了推动公共福祉，切断他在鸦片专卖这方面丰厚的收入来源。”

有位权威专家说：“在华中各省，尤其是湖北和湖南，几乎每个政府组织都得靠鸦片收入来维持。”他引用某地每担（大约60公斤，即中国120斤）鸦片成本400元为例说明。官员要在这个底价上加征320元的一般税、32元的剿共捐、3元2角的中央政府规费、1元5角给地方商会、2元5角给特别货物（鸦片）协会、2元5角给地方女子学校、7元的保护费。在这个总数之上，专卖机关再加上920元。于是乎，鸦片的成本要增加为4倍以上，达到每担1688元7角。

让西方国家生气的是，南京政府继续怪罪列强政府害中国摆脱不了鸦片。伍德海德说：“我们很好奇同一天上午在报纸上读到一家中国通讯社的报道，它说，今年中国全部已有204名鸦片毒贩被枪决；但另一则报道则说，目前中国仍有300万名鸦片或其他毒品吸食成瘾者；（广西）百色的记者又报道说，有一车队载运180万盎司鸦片抵达该地，暂存于缉烟局，等候缴纳税费。”《字林西报》有一则报道说，九江有一海关官员因走私鸦片罪名被捕；事实上，他真正的罪行是“过分热心查缉走私”。或者以《北华捷报》的说法：“丑闻已经太深，只好非办不可。”

1935年，蒋介石撤销查缉烟毒总局，自任缉烟总督办。但是他很快就与日本发生竞争。日本人把他们控制下的华北地区转化为“一大片罂粟田”，提炼鸦片及其他麻醉药品。1937年1月1日，委员长颁布严格法令，规定使用这些麻醉药品为非法行为。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探长巴帕的说法：“中国政府垄断中国各地的鸦片生意，日本人则主宰麻醉药品贩运。因此，中国消灭麻醉药品贩运及吸食习惯，主要影响到日本人……同时，中国人深怕被抓到贩运或吸食麻醉药品会遭到重惩，往往舍麻醉药品而用鸦片，结果造成鸦片使用量上升，政府也因此税收大增。”（据《宋美龄传》[美]汉娜·帕库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