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不幸的是，晚清大名鼎鼎的外交家、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就被认定死于西医之手，更重要的是，他还曾和力斥中医的英国医生德贞是至交好友，所以曾纪泽的死亡很快被加到西医头上成为一大罪状。像《医界镜》这样的中医揭黑小说，也特意在书中单列一回“贤侯误丧柱石身”来详述曾纪泽如何因为“酷信西医”而死。末了还不忘发表一通忧国忧民的宣言，“以后办国际交涉既起，遂乏其人，以致强邻眈其虎视，肆其鲸吞，驯至今日门户全撤，堂室将倾”，这些亡国灭种之祸，全是“偏信西药者阶之厉也”。

从某种意义上讲，爱国主义恐怕也是中医在面对西医时的唯一法宝了。风潮甚至刮进了宫廷之中，在杜钟骏看病的三天前，一名叫屈桂庭的西医给皇帝诊过病。他发现皇帝病势猝然转危，当时殿中“中医俱去”，没有一个人发现皇帝之病猝发得如此蹊跷，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进宫。

三天后，杜钟骏捏着“生脉散”的药方焦急地等待着奇迹的发生，奇迹确实发生了，但却不是起死回生，皇帝在用药前突然死亡，打破了所有的僵局。

杜钟骏绝对想不到的是，他在皇帝临终前开出的那味“生脉散”也许真的能救皇帝于死亡。根据新的临床试验结果，使用生脉散急救休克患者，死亡率仅有25%，比使用西药升压药的52%死亡率要低一倍。

但问题是，用药的方法不是杜钟骏这些中医习惯的灌药，而是西医的注射。倘使在1908年11月14日那天，杜钟骏或者其他医生随身带了一个注射针筒，也许历史就会改写。

但，历史就是少一个针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