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本故事纯属虚构。这个与现代读者所熟悉的《忏悔录》故事截然不同的“奥古斯丁”，不过是牛津大学荣休教授福克斯在他最近出版的大作《奥古斯丁：从转变到忏悔》中假设出来的形象（RobinLaneFox,Augustine:ConversionstoConfessions.NewYork:BasicBooks,2015;以下简称《从转变到忏悔》）。

正如福克斯所说，从来没有任何异教徒写出过这样的祈祷文，古往今来也没有任何基督徒的作品能够与其媲美（p.7）。正因为如此，至少一百多年来，在奥古斯丁的一百余种传世著作中，《忏悔录》都是现代学者研究的最多的一种。对于罗马读者来说，要想通读奥古斯丁的全部著作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了（Possidius,VitaAugustini,18.9）；对于现代学者来说，要想读完关于《忏悔录》的研究文献也是不太可能的。

一个多世纪以来，《忏悔录》研究已经经历了三次高潮：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哈纳克（VonHarnack）、阿尔法里克（ProsperAlfaric）等学者质疑了《忏悔录》故事的历史真实性，怀疑奥古斯丁在公元386年的米兰只不过是皈依了新柏拉图主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大学者库塞尔（PierreCourcelle）在奥古斯丁研究中发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语出奥唐奈[JamesO’Donnell]），断言奥古斯丁在386年所皈依的是深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基督教；八十年代以来，“虚构派”与“真实派”进行了反复的交锋，使我们对于《忏悔录》的可信程度有了更平衡的认识。1992年，奥唐奈的《忏悔录》校勘评注本在牛津出版。该书系统地总结了以往的研究，堪称集大成者，成为此后的奥古斯丁学者的案头必备。经历一个世纪的跋涉，抵达这个学术高峰之后，《忏悔录》研究还能朝着哪个方向继续挺进，“更上一层楼”呢？

令人惊讶的是，最近七八年内，关于《忏悔录》这种早已经历过数以万遍的批判性阅读的古代著作，若干不容错过的新研究又接二连三地问世了。其中，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以下三种。其一是多贝尔的《奥古斯丁的思想转变：从柏拉图主义到基督教的旅程》（BrianDobell,Augustine’sIntellectualConversion:TheJourneyfromPlatonismtoChristianit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9）。多贝尔对《忏悔录》进行了十分深入的文本细读，提出了一种新的思想史解读：该书卷七所叙述的其实不是奥古斯丁在米兰时期（约384年秋至386年夏）的思想变化，而是他从386年到395年的思想发展；因此，直到395年左右，他才摆脱了福提努斯（Photinus）的异端，真正在“思想上”皈依了基督教。

其二是贝东的《奥古斯丁的摩尼教悖论（第一卷）》（JasonDavidBeDuhn,Augustine’sManichaeanDilemma,I:ConversionandApostasy,373-388C.E.Philadelphia: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2010）。贝东所计划的三卷本大工程，其主题就是除了“天主教的奥古斯丁”，还有“摩尼教的奥古斯丁”。“三部曲”的第一卷以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时期”为限，其基本观点为奥古斯丁是摩尼教的“背教者”，他是在外部政治环境的压力下背叛摩尼教的；奥古斯丁把后来十年的思想发展注入了《忏悔录》的故事，因此真正的“转变”不在386年的米兰花园里，而是在此后的年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