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汪曾祺接手改编京剧《芦荡火种》，依然大获成功，尤其体现人物特性的文学语言风格，引入京剧人物对话，达到了出乎意想的效果。1964年7月25日，沈从文在给程应缪的信中，特别写到了这一点：“……汪曾祺改编《芦荡火种》文字方面成就值得注意，昨《人民日报》有专文介绍，说得很恰当得体。同时上演剧本不下廿种，似乎还少有能达到汪作水平。可知剧改由笔下较好作家（甚至于由第一流作家）来参预是极合理的。因为观众多，阶层广泛，改得好，教育意义也大！”

沈从文对汪曾祺取得的成绩，萦绕于怀。1965年11月18日，沈从文在给程应缪的信中再次写到：“一个汪曾祺在老舍手下工作了四五年，老舍就还不知道他会写小说（而且比老舍还写得好得多），幸而转到京剧团，改写《沙家浜》，才有人知道曾祺也会写文章。类此事或许还不少的。要承认这个现实，不必杞忧。总的方向好就够了。”至于老舍先生是否了解汪曾祺会写小说，找不到更多的佐证。到是汪曾祺后来曾写过一篇《老舍先生》，追忆当年在老舍手下工作的情状，其中写到：“老舍先生对他下面的干部很了解，也很爱护。老舍先生对每个人都相当清楚，他不看干部档案，也从不找人‘个别谈话’，只是从平常的谈吐中就了解一个的水平与才气……”

沈从文似乎将汪曾祺作为标尺，衡量左右，甚至包括自己的儿子、儿媳。沈从文分别于1967年5月11日、1967年5月15日致函小儿沈虎雏、小儿媳张之佩，均以汪曾祺说事，可见沈对汪的由衷欣赏：“……正如搞《沙家浜》，能如汪叔叔笔下精彩，那里是从二三年中训练班可以解决？那里是一般训练方法即可解决？……大学校里教员，主任和教授，很多写小文章也不成。大多数也不会写小说。还有各省作协的负责指导写作的人，也多不会写小说，或很少写过几篇又有思想、又有文笔、可以示范的小说。……多近于温室育苗，稍露苗头，即抬举过高，期望过大。……一般缺点是既不会写人，又不善于写事，更不知如何写有特殊性风景背景”；“……《沙家浜》和《红岩》（戏改名《山城旭日》）原均由汪叔叔执笔，经江青改，到目前已肯定是革命样板戏新戏，成功的戏，虽然报上不见汪叔叔的名字，事实上他出的心力最多，我似乎也或多或少分有了一点儿光荣。过去他在北京市文联，工作了多年，老舍不认识他的长处，搞事务性多，么处难发挥，极可惜。现在搞戏改，可搞对了。若‘趁热铁打钉’，必然还可希望再写出三五个好戏！还可能会写得出更合理想的新作。”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改编京剧样板戏，汪已走红。除了改编《芦荡火种》为《沙家浜》，汪曾祺还参与了京剧剧本《杜鹃山》的写作。作为老师，沈从文看到学生走红，自然是欣慰的，而且，熟识汪曾祺走红的路径，并非一朝一夕，走过了数十年的路程，源头是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大的那段岁月，尤其是昆明的茶馆，见证了一位小说家的历程。沈从文分别在给亲友的书信中作出了表述。

1972年4月7日，沈从文在给窦达因的信中写到：“……古人说的‘勤能补拙’，永远有现实意义……小小成功也不至于骄傲……有个亲戚黄永玉，初中只读一年，自己学木刻，又喜欢音乐、文学、杂艺术，综合知识，兴趣广，搞的木刻在国内也就似乎取得了些纪录突破。当时还不到三十岁！我在学校较久，明白‘好学生’可未必中用。倒是当时学校认为不成的学生，后特别努力，反而成就出色。近年写《沙家浜》的一位汪同志，就是当年联大开除的学生，和上千搞写作的比较下，好学生可全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