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开始，汪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科所劳动。1960年10月被摘去右派帽子，继续留在农科所做事，因擅绘事，被派往马铃薯研究站画马铃薯图谱。此段应是汪一生中最为晦暗的岁月。

这时，沈从文的日子也不好过。继续在历史博物馆干着讲解员的活，身体也出现了问题，罹患了严重的高血压与心脏病，便于1960年底入住阜外医院治疗。即便如此，汪曾祺的遭遇依然是放在沈从文心上的。1961年1月22日，沈从文在阜外医院写信给汪曾祺，鼓励其能够通透些，从容些。自然写得有些隐晦：“……从气功技术看，有时可能也用得着说‘是否当运’四个字。当运即科学。不当运，即老古董迷信而已。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在同一封信中，沈从文鼓励汪曾祺坚持写作，并要保持一种由内而发的常态：“……因此一个人如果能够用文字写作，又乐意终生从事于这个工作，对于写作，还是始终要有一颗顽强信心。这种信心是肯定生命一种正常态度，扩大延续生命一种目的。要从内而发，不决定于外在因子。如仅从外在‘行市’而作，工作是不可能持久终生的。我们用这点空想来互勉吧。”

病中的沈从文，身在医院，心中还是忘不掉身处逆境的汪曾祺。1961年2月2日，沈从文写信给汪曾祺。时，沈从文仍住在阜外医院。信中写的自然是一些勉励的话，开首便道：“曾祺：得到你一月十五日的信，应当想象得出我高兴心情。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地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这封信写得很长，长达六千余字，据说，沈从文靠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写了有好些天。沈从文以自身以及家庭的艰难而苦难的经历，循循善诱，开导自己的学生，以砺其心志，强其筋骨，沈从文在信中继续写到：“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睛雨雪照顾的。这话初看正像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翻版，事实上可大不相同，因为这里注重的是做一个普通扎实的人！我同意你的初步生活打算，一时如没有机会回到什么文化工作位置上，也不妨事，只要有机会到陌生人群中去，就尽管去滚个几年吧。趁年龄还来得及，有的是可学的东西。热忱的、素朴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会使生命真正充实坚强起来的。……时代大，个人小得很，惟小小个人有时搁的位置如恰当，也会做出许多有益事情。”赤诚的师生情怀，若出其里。

在沈从文的激励下，汪曾祺根据切身经历，并观察与思考，着手小说写作，写成了短篇小说《羊舍一夕》，并拿给沈从文和师母张兆和，二位看后，大为赞赏，时，师母张兆和任《人民文学》编辑，在编辑部传阅后，一致以为是当时少见的好小说，即发表在该刊1962年第六期上。此时，经多方努力，汪调入北京京剧团任编剧，并继续小说写作，写出了一批深获行家嘉许的小说。沈从文看到汪曾祺的创作成绩，颇为欣慰。

1962年10月15日，沈从文在给朋友程应镠的信中写到：“……曾祺也在北京，是从张北农村学习三年不久回来的，体力健康，精神也好，在《人民文学》前几期写了篇小说，大家都承认‘好’。值得看看。目下在一个京剧团作事，还在写，下月可能还篇更好的发表。本月份《北京文艺》也有一篇。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竟像什么也不会写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的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强得多。现年快四十了，他的同学朱德熙已作了北大老教授，李荣已作了科学院老研究员，曾祺呢，才起始被发现。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其次是反右时，可能在我的‘落后非落后’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但是一切已成过去了，现在又凡事重新开始。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可谓是嘉惠之词，溢于言表。程应镠早年曾就学于西南联大，应是与汪是前后届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