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南北朝史话·后记》里还说及吴晗另一来信：

遗札指的是一九五〇年夏吴晗给我的一封劝我认真学习马列，而不要在大学里担任马列名著讲授的信。教育者必先受教育，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而我那时却自以为是懂得马列主义的。这封信，当然也和其他几封信一样，被当作我的罪证，从我家里搜去，不知下落了。

据《“文革”交代》，1950年暑假，流金参加上海市高教界参观团，“去北京时，我又去看了他”；1951年，“吴晗来上海，我在民盟的会谈中见到他，后来又去锦江饭店看过他”。流金未说及吴晗这次南来的月份，但下文紧接着说：

此后，我去北京，他来上海，我都没有找过他。一则因他已经很有架子，二则因我犯过“严重罪行”，不愿见他。在昆明以及其后，我和他的关系，本在师友之间，和老同学不同。

笔者推断其这次南下应在上半年。这年，时任市里高桥中学校长的流金颇欲重回高教界，其同窗老友周游正受命试刊《北京日报》，曾代向主管文教的副市长吴晗说项。据周游1951年7月18日来信说：“我很同意你来作高教工作。我曾与吴晗先生谈过，并要求他加以协助，他表示无能为力。”吴晗表示“无能为力”，往好里说，或许不以公权徇私谊，未必一定“很有架子”。但也不必讳言，流金与他的关系自此似有疏离。据此，1950年代吴晗至少有两通来函。

其后，流金沦为“右派”，即所谓犯了“严重罪行”，直到1963年才恢复与吴晗通信。据《程应镠自述》（载《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说：

1962年的春天是难忘的。吴晗同志主编一套《中国历代史话》，从原始社会开始，直到清代，共十三册。《史话》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周游是这个出版社的社长。他们都想到了我，周游给我写信，问我要不要写一本。这时，我已卖完了妻子的母亲遗物，开始卖书了。能够写一本书，拿一笔稿费，是求之不得的。我给周游写信，表示愿意写；不久，又和吴晗通信，承担了《南北朝史话》的写作。吴晗告诉我，他自己写明，邓拓写清，两晋由何兹全，金由冯家升，春秋由陈懋恒，秦由翦伯赞，南北朝剩下来了，就给了我。

作为燕京大学老同学，周游推荐了流金，主编吴晗也欣表同意，他还是念旧的。在撰著《南北朝史话》过程中，流金与吴晗曾有书函往覆。据其《“文革”交代》：

六三年曾因为北京出版社写《南北朝史话》，和吴晗写过一封信，他回了我一封信。后来《南北朝史话》第一部分写成寄给出版社，他又来过一封信，我回了一信。全稿写成后，我给了他一信，却无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