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据流金《“文革”交代》:
大教联这时会员还不多,集会多在培成中学,有时在青年会大楼,有时在麦伦中学。我参加过的还有两次集会,一次是欢迎吴晗的,在麦伦中学举行。一次是欢迎周建人的,开会是在青年会九楼。前一次集会,到的人数不多,吴晗问我:“孙大雨怎么样?”我把我参加大教联是由孙大雨介绍的事告诉了他,吴晗对孙大雨也过问政治的事感到惊异。
对吴晗在沪参加这次集会与其他活动,流金《回忆大教联片断》有详细叙述:
1948年夏天,吴晗从北京来上海,住在他的弟弟春曦家里。大雨先生通知我,大教联要请吴晗谈谈北京的情况,夜里在麦伦中学开会。我们都住在现在四平路的新绿村,当时叫做其美路。我和大雨从其美路雇了一辆三轮车去麦伦中学。会议由沈体兰主持。吴晗讲了北京的情况,主要是清华、燕京和北大的教授们对时局的看法,反对蒋(介石)是主流。他特别提到了张奚若先生和金岳霖先生,还有北京大学的樊弘与曾昭抡,燕京的严景耀和雷洁琼。潘光旦先生和费孝通,在吴晗看来,是不用说的了。……这次集会,很晚才结束,大雨先生和我就从麦伦中学散步似的回到新绿村,走进家门已经过十一点了。吴晗来上海之后就去了解放区,我在来喜饭店请他吃饭。这一年,他正四十岁,我说:“就算是为你祝寿吧。”席上有春曦,好象还请了陈仁炳作陪,他们两人同年,因此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我和吴晗说了我所知道的大教联的情况,对于孙大雨这样走出艺术宫殿颇使他感到喜悦。
但《叶圣陶全集·日记》与黄裳《来燕榭文存·拟书话西行书简》,都说吴晗是9月南下的。上海8月自是夏天,由于吴晗此行“停留了个把月”,兼之行踪隐秘,他俩推测其9月南下也在情理之中。
流金自1947年来沪后,对自己盟员身份秘而不宣,其在沪接上关系也与吴晗南下有关。据尚丁《遗札三复待春归》:
因为程应镠来上海后没有参加民盟的组织生活,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程应镠是民盟盟员。在我负责上海民盟地下组织之后,吴晗通过他弟弟吴春曦,把程应镠的盟组织关系转到我这里,我才和他取得联系。
流金与吴晗昆明“分别之后,又还通信,虽然不多”,这种关系在鼎革之初依然如此。仍据其《“文革”交代》:
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不久,我和吴晗写过一封信,希望他和《展望》写文章,并谈了我对上海民盟和上海高教界的情况的一些意见。他复信要我有关高教界的工作找李正文。对民盟的工作,他认为“要搞”,“不搞不行”,“知识分子不能搞工农群众的工作,难道搞知识分子的工作也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