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中国人接触到的欧洲人，除了随季风而动的商人和随商船队而来的军旅，最重要的便是西洋传教士群体。很多传教士在华生活十余年甚至数十年，中国人得以与其有更长期、更频繁的接触，近距离端详他们。明末清初来华天主教传教士以耶稣会士为主，他们奉行文化调适策略，来华后学习中文和中国传统文化礼俗，而且在外貌上也为迎合中国人的习惯做了一些改变：穿儒服、蓄发留须。穿儒服是为了把自己塑造成有知识的西来儒者形象，拉近自己与士人阶层的距离，提高社会地位，获得来自中国人的应有尊重，以利于天主教在华的传播。蓄发留须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尤其是要与和尚做区隔。

耶稣会士的调适策略取得了良好效果。利玛窦在韶州期间，与韶州府同知刘承范交游。刘承范后有《利玛传》之作，记其与利玛窦交游经过，其中描述利玛窦相貌云：“其貌则突颡深目，苍颜紫髯，觉有异焉者。”刘承范钦佩利玛窦学识，因此对利玛窦“突颡深目，苍颜紫髯”的相貌，并无美丑的评判，只有异同之比较。利、刘交游于1589-1591年间，此时利玛窦虽尚未易儒服，但应已蓄须，以别于和尚。1592年，利玛窦正式向耶稣会远东巡阅使范礼安提出留胡须、蓄长发、易儒服的请求。

利玛窦离开广东后，经南昌、南京等地一步步北上，在南昌期间（1595-1597），结识了晚明著名书画家、时任九江推官的李日华（1565-1635），并给后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李日华在其《紫桃轩杂缀》中记道：“（利）玛窦紫髯碧眼，面色如桃花，见人膜拜如礼；人亦爱之，信其为善人也。余丁酉秋，遇之豫章，与剧谈，出示国中异物。玛窦年已五十余，如二三十岁人，盖远夷之得道者。”丁酉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豫章即南昌。在李日华的语境中，“紫髯碧眼”是赞美之词，再加上利玛窦懂得中国礼仪，又带来朔方异物，难怪“人亦爱之”了。此类对西洋人相貌的赞美，在明末中国文献中并不多见。中国人对西洋人外貌的评价，似取决于该西洋人的“华化”程度，越是懂得中国礼仪、遵从中国规矩、熟读中国儒家经典，越会受到尊重，其容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不仅会被接受，甚至会被美化。

利玛窦去世后，其文化调适的传教策略在来华耶稣会士内部引发不同意见，而且数年后南京教案爆发，四位耶稣会士被捕受审，并最终被驱逐到澳门。意大利耶稣会士王丰肃（Alfonso Vagnone，1568 / 1569-1640）和葡萄牙耶稣会士谢务禄（Alvaro de Semedo, 1586-1658）在南京被抓受审，会审笔录保留至今，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对两位传教士容貌的记录：“会审得王丰肃，面红白、眉白长、眼深鼻尖、胡须黄色。……又审得谢务禄，面红白色、眼深鼻尖、黄须。”官方审判记录中称这两位传教士为“狡夷”、“犬羊之类”、“蛇豕之奸”，联系此类语境，则“眼深鼻尖”绝非赞美之词，而有鄙视之意。

提及西洋人相貌特征的明末清初中国文献还有很多，但大同小异，不必尽举。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高鼻深目”（或类似词汇）已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人对来华欧洲人面部特征的格套式的描述。一方面，“高鼻深目”形象地表现了欧洲人眼睛和鼻子的一般性的、客观的特征，即眼睛深陷、鼻子高耸；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进一步追溯，就会发现“高鼻深目”自汉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人对域外白色人种的“标准化”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