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中山陵与袁公林两相比较,便不难发现,尽管两者在建筑形式上均兼采中西之长,但中山陵更多的是一座以西式风格见长的陵寝建筑,而袁林则是一座以中式建筑为主体特征的陵寝。此外,中山陵的建筑,从内到外体现的都是一种现代政治文明和政治理念。用李恭忠教授的话来说,中山陵已成为现代政治的一种文化符号。而袁公林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从传统帝制向现代政治过渡的一个缩影。这种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着这两位生活于同一时代,并且在政治生活中一度有着高度交集的历史人物,在政治特质上的明显不同之处。换句话说,相对于现代政治家孙中山,袁世凯主要还是一位传统型的政治人物。
“袁公林”的建筑设计以及这一称谓本身,无不体现着袁世凯是帝王而非帝王、是总统而又非总统的墓主身份特征。在建造袁公林之初,田文烈等人即有言“斯兆域之经营,为国家典礼所关,亦中外观瞻所系”。很明显,田文烈等人意识到陵园的修建,必须与袁氏身为国家元首的身份地位相一致。不过,若仔细揣摩,便会发现,这里似乎还有一层更深的涵义不便点破:尽管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在政权形式上终结了帝制时代,但却又因登基做皇帝而遭到人民的唾弃。这种历史的吊诡与尴尬,难免向陵墓的修建者提出了一个难题。因此,当如何修建一座符合袁氏的政治身份和历史地位,同时与时代精神又不相违背的陵寝,的确关系“国家典礼”,同时也攸关“中外观瞻”。不难发现,袁公林在建筑设计之初,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至于当初北洋政府是如何讨论,并最终形成了袁公林这一建筑方案的,由于资料的缺乏,后人已不易得知。不过,从建成的陵园风格来看,个中却分明可看出陵园建设者的煞费苦心之处,同时也可看出其政治智慧所在。作为典型的中西建筑的结合体,袁公林亦中亦西、中西兼备的建筑风格,正如袁世凯作为从帝制时代向共和时代转型的过渡型人物一样,本身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多面的文化品格。
美国著名建筑史家肯尼斯·弗兰普敦(Kenneth Frampton)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中曾经有言:“现代建筑史既涉及建筑本身,也同样涉及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实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袁公林既是近现代中国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同时也是理解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面镜子,可能这样的一种说法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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