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中山陵与袁公林两相比较，便不难发现，尽管两者在建筑形式上均兼采中西之长，但中山陵更多的是一座以西式风格见长的陵寝建筑，而袁林则是一座以中式建筑为主体特征的陵寝。此外，中山陵的建筑，从内到外体现的都是一种现代政治文明和政治理念。用李恭忠教授的话来说，中山陵已成为现代政治的一种文化符号。而袁公林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从传统帝制向现代政治过渡的一个缩影。这种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着这两位生活于同一时代，并且在政治生活中一度有着高度交集的历史人物，在政治特质上的明显不同之处。换句话说，相对于现代政治家孙中山，袁世凯主要还是一位传统型的政治人物。

“袁公林”的建筑设计以及这一称谓本身，无不体现着袁世凯是帝王而非帝王、是总统而又非总统的墓主身份特征。在建造袁公林之初，田文烈等人即有言“斯兆域之经营，为国家典礼所关，亦中外观瞻所系”。很明显，田文烈等人意识到陵园的修建，必须与袁氏身为国家元首的身份地位相一致。不过，若仔细揣摩，便会发现，这里似乎还有一层更深的涵义不便点破：尽管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在政权形式上终结了帝制时代，但却又因登基做皇帝而遭到人民的唾弃。这种历史的吊诡与尴尬，难免向陵墓的修建者提出了一个难题。因此，当如何修建一座符合袁氏的政治身份和历史地位，同时与时代精神又不相违背的陵寝，的确关系“国家典礼”，同时也攸关“中外观瞻”。不难发现，袁公林在建筑设计之初，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至于当初北洋政府是如何讨论，并最终形成了袁公林这一建筑方案的，由于资料的缺乏，后人已不易得知。不过，从建成的陵园风格来看，个中却分明可看出陵园建设者的煞费苦心之处，同时也可看出其政治智慧所在。作为典型的中西建筑的结合体，袁公林亦中亦西、中西兼备的建筑风格，正如袁世凯作为从帝制时代向共和时代转型的过渡型人物一样，本身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多面的文化品格。

美国著名建筑史家肯尼斯·弗兰普敦（Kenneth Frampton）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中曾经有言：“现代建筑史既涉及建筑本身，也同样涉及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实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袁公林既是近现代中国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同时也是理解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面镜子，可能这样的一种说法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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