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类型是“共产”读物。抗战爆发后，基于国共合作的大背景和孤岛相对自由的出版环境，“过去被视为神秘主义的共产党，八路军的种种小册子，也翻印出版有几十种”，不过，抗战初期此类书很少有新的著述，大都是从斯诺的《西北印象记》中分割下来的。但以此为开端，“共产”读物的出版开始呈现出快速递增的态势，并一度成为许多马列著作和抗日书籍的出版中心，通过香港等地或其他秘密渠道输送武汉、广州、桂林、重庆、南昌、西安、昆明、延安，以及新四军、八路军控制的敌后根据地。

第三种类型是古籍与纯学术书。王云五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心转移到香港后，留守上海的办事处“只得在上海租界工部局随时警告之下，印刷一些古籍及纯学术的书”。

全面沦陷后出版业“奄奄一息”

东方早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面沦陷，日军在这段时期内对出版业进行了怎样的管控？

周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随即展开对租界内“妨害中日亲善之图书文籍”出版发行的查封、取缔行动。凡宣传抗日与共产的报馆、出版社，全都在查封、取缔之列。据曹冰严回忆，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的12月19日，日军宪兵会同工部局对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和开明“实施图书检查”，并宣布没收重庆教科书和涉嫌反日的书籍，“到各书局检查图书的日宪兵多则二十余人，少则七八人，多是些所谓‘军曹’之类，文化水平有限，在检查图书时只要看见书内有‘日本’‘苏联’‘国难’等字，不管上下文义如何，就一律没收。”

日方原本的如意算盘是让三通书局（前身为陈群于1929年创办的华通书局，上海沦陷后，陈群投敌，遂于1939年2月与日本的三省堂书局合组新书局，改称“三通书局”，性质也变成了“中日合办”，系汪伪当局指定的独家发行华中印书局印制的教科书的批发销售单位。）与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合组成一家类似“日本出版配给社”那样的出版统制机构——“中国出版配给会社”，隶属于日本兴亚院。虽然这个机构由于商务等五大书局“以拖为拒，筹而不办”，最终胎死腹中，但日本对日占区实施出版统制的意图昭然若揭。

如果说孤岛出版业虽然举步维艰，但还有一些生气，那么在日伪政权实施的出版统制之下，沦陷后的上海出版业已奄奄一息，进入全面的“萧条”时期。本来战时状态下，图书市场就已极度萎缩，邮路中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上航路也被切断，而物价却如脱缰的野马一样几百倍、几千倍疯涨，出版的成本大幅提高，出版业实际上已很难苦撑。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日伪势力的出版统制，整个出版业陷入“消沉”甚至“萧条”状态，是非常自然的。

（早报记者 钱冠宇 实习生 矫雯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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