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圆券改革颁布的程序来看，也不合常规，币制改革后舆论反映“金圆券法令出台前只有极少数人了解此事，因此在一系列法令突然宣布后不仅一般民众吃惊，而且许多立法委员和其他官员也有些震惊”。特别是立法院对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的构成及代表性提出强烈的质疑。立法委员皮以书即提出：“监理委员是由行政院聘任，所聘任的大都是上海的豪富大亨，这些人我们是不信任的，大权还是操在行政院手里，所以监理委员会必须有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参加，然后由该委员会按月将发行准备情形公布，这样才能使人民信任新币，通货才不会膨胀。”立法委员唐国桢认为：“关于监理委员会没有人民代表参加，有之也多系官商富豪，所以我主张监理委员会一定要有民意机关代表参加才是合理。”立法委员丘汉平认为：“发行准备监理委员应该规定与财政金融界无关系的人士担任，更不可以上海市一隅人士代表全国。”立法委员周雍能认为只有增加人民代表的成份，才能增强人民对金圆券的信心。这些质疑也是表达了对金圆券改革程序的不满。

蒋介石曾经批评宋子文、贝祖诒、俞鸿钧、张嘉璈等人不敢勇于任事，以推行他久已主张的币制改革。实则是他们深谙要成功推行币制改革应具备怎样的条件、当时是否具备了这样的条件。虽然金圆券改革之时，当局者也提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可为何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宣告失败了? 这与币制改革的先天条件不足有很大关系，再加上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跟进，更加剧了失败的速度。虽然金圆券改革之时，王云五曾信誓旦旦地预期平衡岁入岁出和平衡国际收支的希望。但在当时整个军事、政治及经济混乱不堪的情况下只能是自欺欺人的幻想。币制改革一旦沦为政治强权的工具，其结果必然是偏离经济运行的轨道而陷入绝境。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