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曾海若不想将《极地》拍成另一部《第三极》，他的想法是：《第三极》更关注自然，《极地》要更关注人。此外，与《第三极》相比，《极地》中应减少背景性的信息介绍，重点放在人物故事本身。

他在筹备《极地》策划案期间，发现自己总是不自觉地将策划越写越像《第三极》，他的个人兴趣点不断牵引他到“自然”而非“人”上。

于是，曾海若决定另找人拍摄。他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个人选是导演程工。程工拍摄的西藏题材纪录片《进藏》让他印象深刻，“其实它商业味挺浓的，有一个汽车广告的植入，但做得非常生动，里面塑造了很多个不错的人物。”曾海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几天以后，曾海若从苹果社区驱车2小时，在北京西五环的中间艺术区见到了程工。他看到程工文着花臂、留着大胡子、包着头巾，头发扎成发髻，闪过一个念头，“这人跟我也差别太大了”。

巧的是，这一天程工刚刚完成《进藏2》最后一部分的剪辑。在程工的工作室，曾海若看了一遍《进藏2》，曾海若觉得无论是影像风格还是叙事语言，都与自己的作品差别极大。“我做电视出身，学的是BBC那一套，但程工有很强的电影感。他身上有我一直在寻找的那种与我不同的东西。”

他问程工有没有兴趣拍摄《极地》？“只要西藏的题材我都有兴趣。”程工说。他又问程工有没有时间，“只要是西藏的题材我都有时间。”程工回答。但曾海若没有立即把片子决定交由程工拍摄，“唯一犹豫的地方是，我觉得怎么也得再见几个导演再定吧？”曾海若回忆。

西藏对程工有特别的意义。

1990年，程工18岁，由于少年时期的经历对他心理负面影响极大。父亲为了帮他渡过难关，带程工从成都沿着川藏公路徒步、搭卡车去西藏。程工如此描述这次18岁的西藏之旅带给他的影响，“很痛苦，这种痛苦完全是生理上的痛苦，痛苦之后就会特别释怀”。而他的父亲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帮助他，是因为自己18岁时也曾走过川藏公路，那是“文革”最火爆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西藏拯救了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