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1865年以后，清朝进士获得者一直为官宦子弟垄断，科举制之下的社会流动性降到了最低。

有学者指出，如果考虑家族与姻亲关系，明清以来科举的真正获益者，可能只有约三百个大家族，且高度集中在江南、直隶等少数地区。

何炳棣对科举制与明清社会流动的研究，给了李中清很大的启发。他从科举想到了高考。

在帮助父亲处理大量的学生申请材料时，李中清对高考有了更为直观的认知。

从1979年开始，李政道牵头创立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项目(简称CUSPEA)，通过与美国高校合作、自主命题的方式，用CUSPEA考试取代了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开展的TOEFL、GRE等成绩认证考试。

每年，李中清都要整理一百多份申请材料。让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些优秀学生的来源非常多样化，既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老牌名校，也有云南大学、兰州大学等偏远地区的大学。这与美国的精英学生集中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常青藤联盟的情况非常不同。

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生源逐渐集中化，从原来的“遍地开花”，变成北大、清华、中科大等少数几所大学。

李中清很快意识到这个转变，他对变化背后的逻辑愈发好奇。

1973年，李中清第一次来到中国，作为被周恩来特批的三位华裔后代之一，在复旦大学体验中国的“革命”。

和任何一个成长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国青年一样，李中清反对越战，因参加耶鲁学生运动被抓，厌烦冷血的资本主义社会，对当时正发生在中国的“革命”有着天然的好感。

来到中国以后，他才发现，革命远比自己想象的复杂。

每天，都有人向李中清宣扬社会主义的优势和资本主义的劣势，由于语言不通，反驳往往是无效的。“他们态度很硬，很硬地压我，我有一点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