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丁玲质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陈企霞则称这是“政治迫害”。会议出现僵局，只能暂时休会。

没想到，休会期间，整风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1957年夏季的一天早上，一辆小轿车把林绍纲接到东总布胡同22号，接上刘白羽后，驶往天津。

天津作协分会主席方纪安排了一个小会。会上，在不断追问下，一位天津女作家“交代了与陈企霞的不正当关系”以及陈企霞和丁玲的某些政治言论。

由此，批判升级。一本《南唐二主词校订》被说成陈企霞和天津女作家秘密联络的暗号，又说丁玲准备在即将召开的文代会上“公然宣布退出作协”。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李又然、罗烽、白朗7人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定为右派。

各部门提交了右派名单，由作协党组讨论。

评论家黄秋耘写了很多当时看来完全够右派资格的文章，林绍纲至今记得他有一篇文章叫《刺在哪里》，文辞严厉。 但邵荃麟是黄秋耘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时期的老领导，对他知根知底，党组会上将他力保了下来，只做留党察看。

《人民日报》头版文章《北大在闹事》的两位作者朱行和黄沙也在名单上。郭小川说，朱行只有24岁，就不要划了。朱行因此被保了下来。

最后，作协有30多人被划为右派，占比约10%，超额完成。“文艺界从三十年代起就存在宗派斗争，一直延续到反右时期。”林绍纲说。

风口浪尖上，冯牧被调来作协担任文艺报副主编。他培养的很多作家都成了右派，但他幸运地躲了过去。林绍纲也很担心自己被戴上帽子，幸而过关。

1959年，反右倾开始，作协党组秘密批判赵树理和郭小川。后来，林绍纲听郭小川说：“批判赵树理才好玩儿呢，你说一句，他说十句，翻着他那个笔记本说得有理有据，谁也说不过他，咋办，主持人只能宣布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