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克思遇到全球金融危机

资本家向河里倒牛奶的形象至今不可磨灭，而大卫·哈维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新时期剩余资本转移过程中的“时空压缩”与“金融化”

文/苏琦

无论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作为反资本主义中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始终没有放弃对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弊端的剖析与抨击，始终试图将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角和理论框架与时俱进加以更新，以保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跟上瞬息万变的形势发展。

这其中，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性人物大卫·哈维的工作及其成果尤为令人瞩目。他紧紧扣住二战后尤其是1970年代以来对剩余资本的新的吸纳和再生产形式这一核心议题，更新和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的分析视野和维度，并大大提升了其解释力和前瞻性。

在其《资本的限度》一书中，大卫·哈维展现了对剩余资本的种种新的吸纳形式，及其弊端和破坏性。所谓资本的限度，就是对剩余资本进行吸纳和再生产的限度。对剩余资本及其表现，人们并不陌生，至今资本家向河里倒牛奶的形象仍然不可磨灭。以有形的商品滞销和厂房机器闲置为表现形式的产品和产能过剩，已然很容易被人们理解；而以股票、债券和期货产品为表现形式的资产价格泡沫，也不再是特别深奥的概念。

大卫·哈维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新时期全球范围内剩余资本转移过程中的“时空压缩”，以及在此过程中人们是如何通过对空间的“金融化”再生产大大提高对剩余资本的吸纳能力的。由于新的交通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扩张，剩余资本在全球的转移和配置拥有了新的速度和效率。而且有别于上一轮全球化中帝国主义者为获取廉价原材料、劳动力和产品倾销地而对殖民地展开的暴力攫取，新一轮全球化过程中潜在的投资对象国会主动对“生产空间”先期投资，并刻意压低工人福利，以期更好地吸引国际资本来进行追加投资。如果成功，则先期和后期投资者们不仅会获得生产性收益，也会收获空间升值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