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朗·巴特是一个文本批评的大师。“新批评”的理论家们还是在诗歌里讨生活，诗的语言精致、凝练，可以经得起细读，其中的隐喻、换喻、转喻之类的修辞关系就足以把字词的文学魅力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于小说这类叙事文本来说，如何分析则显出了难度。巴特硬是就巴尔扎克的一篇短篇小说《萨拉辛那》写了一本书《S/Z》，这就显示出细读的功夫。显然，巴尔扎克还是现实主义作家，并非在语言和表现手法方面挖空心思的先锋派作家，但对于这些文本批评大师来说，仅仅依凭文本的语言机制就可以读出无穷无尽的思想，可以连接起其他文本的内容。美国“耶鲁四君子”的领头人保罗·德曼在分析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时，也极尽细读分析的才能，从描写、叙述，到语言的通感和换喻，以及寓言性的意义，德曼的批评无比繁复玄奥，但也正是他把普鲁斯特的一部小说的开头段落分析得如此丰富奇妙而且出人意料，着实是显现出新的理论批评的巨大的魅力。

故而70年代是美国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那是以保罗·德曼、希尔斯·米勒、杰夫里·哈特曼、哈罗德·布鲁姆为先锋的后现代理论批评。他们的批评其实是新批评传统与解构主义观念、结构主义叙事学、文本的修辞性细读、语词的智性游戏的综合运用，开启了一个自由开放的批评场域。但所有观念的、方法的展开，都是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它们把文本细读发挥到极致境地，仿佛所有的观念、方法以及细读本身都是文本自主地迸发出来的。米勒曾经说过，对德里达、德曼、布鲁姆、哈特曼这些同事最钦佩的不是他们的理论构想，而是他们对文学作品或对哲学著作具有穿透力与原创力解读的巨大才能。米勒等耶鲁其他几位理论家，都是从文本中去发掘新的要素，打破现有的文学理论的束缚。他们对文本的每一次读解，都是一次理论的新的阐发，而不是去证明现成的结论，更不是拿着现成的结论去套用或压制文本。

今天中国的文学批评不可能去重复欧美文学批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批评”走过的老路，同样也不可能把欧美七八十年代的理论批评作为样板接受过来，即使在欧美，这样一种所谓文本批评建立起来的路数，也已经完全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大而怪诞的“文化研究”——尽管它在方法论上与文本批评相去未远，但它的主旨却是文化政治和历史批判。

在《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一书中，我认为重提或者说补上文本细读这一课，目的在于使中国的文学批评也能深入到作品文本内部去讨论问题，把作品文本作为一个活的对象，尤其是善于发现真正有创新性的作品，能对这些优秀作品进行细读分析，去发掘汉语文学的博大宽广和丰富精微，这当然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当代汉语文学有足够的优秀之作。就像特里林所说的，“我只谈论最优秀的作品”。如果精品匮乏，或者看不到“佳作”，理论批评陷入“酷评”和“恶骂”的焦虑，也不可能投入热情去细读作品文本。

当然，理论批评本身要有能力，同时保持对创作的尊重，才能发现这个时代的优秀之作。如果一味拿着现成的标准框框去套新出现的作品，那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发现。理论批评只有与优秀之作博弈，真正激发和释放作品的创新性潜质，才能完成自身的更新，这一定是理论批评与作品文本在细读中达到一种理解、感悟，并且相互激发与创造。中国文学批评或许也能从这里开掘出一条路径。

《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第二版)：陈晓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