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并没有真正完成现代理论批评的转型。80年代至今的批评模式，即感悟式的、印象式的和论断式的批评文体还是今天的主流，还没有经历过文本细读的全面“洗礼”。在当今中国，加强文本细读分析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甚至可以说迫切需要补上这一课。

强调文本细读这种批评方法，是有一个前提，即把文学作品看成是语言的构成物。这似乎是个常识，任何阅读文学作品或研究文学作品的人都会把文学作品看成语言的构成物。但实际上，是把文学语言看成一种承载思想内容的工具手段，还是看成是语言本体，二者对待文学作品的态度并不一致，所采取的文学批评方法也不尽相同。把语言看成表达工具或手段，当然也没有错，文学作品的语言主要是用于表现社会历史及现实的内容，思想内容是决定性的，语言则是次要的，甚至是可以被忽略的，所谓“得意忘形”“得鱼忘筌”。而强调文学作品是语言的构成物，并且在语言本体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学作品，这显然是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也对文学作品的语言提出了较高要求。这也导致了只关注文学语言本身，把文学作品的意义看成是语言修辞的结果。

欧美“新批评”把文学语言的重要性强调到最为重要的地步。“新批评”之重视语言，大抵有二个原因需要考虑，其一，“新批评”研究诗歌，诗歌的语言无疑是重要的，也是要经得起细读的；其二，“新批评”兴起于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而英语文学在一战后迅速在世界范围传播，英语很快成为国际化语言。英美的“新批评”对英语诗歌的细读充分发掘了英语的语言魅力，德语的繁复和法语的微妙都没有英语的简单明了更便于传播和交流。固然不能说“新批评”这种批评方法是配合了英语国际化(另一种说法是英语的文化霸权)才产生影响，但“新批评”的细读方法无疑使英语文学的语言魅力得到了极大释放。

既然文学作品的语言如此重要，那么，也就意味着文学作品具有本体性质，在语言的事实中就可以解释作品的一切。作者的支配权也就变得无足轻重，因为“误读”本身也能释放作品的更多内涵。“文本”这种观念就更加明确地确认了作品本体的自主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作品到文本”的观念被视为文学理论批评中最富有挑战性的变革，法国理论家罗朗·巴特认为，文本这一概念不仅与言语中心主义对立，也与传统的作品观对立。传统上的作品是指相互分离的装订在书皮之间的实体，并被编入图书馆的书目。新的文本则被看作是语言活动的一个领域；亦即一个文本总是和其他文本关联，总是互为文本，文本之间可以构成语词的和修辞的游戏。在这种文本观念下，罗朗·巴特和米歇尔·福柯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作者之死”，其实就是把文本提到自主的地步，让文学批评回到文本，以语言细读分析为依据，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文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