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在北京干面胡同的美国学校上的学，那是十年一贯制的教育，全部说英文，不算是国家教育体系内的学校，王世襄先生也是那里毕业，我父亲比王世襄先生晚了将近十年。而朱先生上的则是正经教育体系内的中学。但是，不管在外面上什么样的学校，回到家，都有好几位专门讲旧学的家庭教师，如讲经学的、讲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的，还有讲史学和诗词的等等。

当时很多人家都是这种情况，主要是考虑到孩子的新式教育不可废弛，中国传统的经史也不能丢弃。我所知道的朱家溍先生、王世襄先生、周一良先生、杨宪益先生等都是这么过来的。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很相似。

朱家和赵家虽然都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但朱先生的父亲和我的祖父都非常新派，不守旧。我祖父一直主张我父亲要学习新学，朱先生家更是如此。他的父亲朱文钧(字翼盦)先生是英国牛津毕业的，学的是经济，回国后在清末的度支部就职，民国后度支部变成了财政部，他做到监事、盐务署长，所以朱家和赵家都不是那种陈旧、保守的家庭。

这几位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数理化的成绩在学校都是一塌糊涂，都是文科的基因，直到我这一代，数理化也是十分糟糕的。

朱先生和我父亲都是辅仁大学毕业的，朱先生入学是1937年，毕业是1941年。我父亲入学是1943年，毕业是1947年，比朱先生晚了六七届。

朱先生在辅仁期间也是辅仁的全盛时代，他的授业老师都非常了不起，有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有沈兼士先生，还有余嘉锡先生、顾随先生，都是很了不起的教授。朱先生当时还帮助沈兼士先生整理很多文字学方面的教案，对他水平的提高有很大帮助。

朱先生毕业时正是沦陷时期，当时谋事很困难，所以朱先生1941年到了重庆，在国民政府的粮食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可是他一点都不喜欢，那是“没法子，混饭吃”，这个朱先生对我讲过。他那时要查很多档案，要起草很多公文，对他来说如同嚼蜡，是极没意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