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之后遗失的小说《百合心》的创作极有可能与李健吾等友人的鼓励有关。钱钟书的《围城》及散文等创作具有较为浓厚的法国文学基因，作者也毫不掩饰《围城》的书名、主题、意象皆主要来源于法国谚语。从《围城》的文学风格及钱钟书《重印前记》的自述来看，《围城》及后来遗失的《百合心》的创作相当程度上受到福楼拜特别是其《包法利夫人》及《情感教育》的影响。从某种角度审视，《围城》何尝不是中国式情感的形象图解和别样的“情感教育”！在《谈艺录》出版(1948年6月)后，钱钟书“抽空又写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也脱胎于法文成语(Le coeur d′artichaut)，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大约已写了两万字”(《〈围城〉重印前记》)。这句法文成语的意思是多情善变、总是轻易爱上别人而受伤，亦含朝三暮四之贬义。这与《包法利夫人》的主角何其相似乃尔！《百合心》创作的时段，正是李健吾与钱钟书同在暨大任教的时期，交往频繁密切。从钱钟书杨绛留学法国时对《包法利夫人》长达一年的研读，从钱钟书为李健吾的译本找到的一条注释，从“百合心”的意象、书名和女主角的设计来看，确实不无“脱胎”于《包法利夫人》的痕迹。这一点似从未或较少被人留意过，但确实值得探究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