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对动物的道德化，不唯赋予各种动物以特定德性，亦将动物纳入一个道德谱系中，是一种深层次的宇宙图景的精神化。《大戴礼记》中有一个本体意味的万物谱系：一般动物(毛羽介鳞)和人同处于自然世界，麟凤龟龙等祥瑞动物(简称四灵)与圣人处于更高的神圣世界；平行的双层世界又有垂直的投射关系，四灵是动物之精，圣人是人之精。在哲学意义上，四灵象征从一般动物抽象出的超越的德性实体，圣人表示从人抽象出的超越的完善人格。《春秋繁露》还记叙了四灵出没的条件：为政者若爱惜、恩惠动物时，四灵便作为令人崇敬的祥瑞象征而出现；若残酷对待动物时，四灵便会隐退，并出现令人畏惧的自然灾难。在此意义上，敬畏四灵和爱惜动物不是对两种对象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而是内外贯通的关怀：对动物的爱惜，就是对四灵的敬畏；怀敬畏之心去施行爱惜，以爱惜之举来表达敬畏。

当代学者乔清举创见性地将祥瑞动物列入动物生态伦理的范畴，以四灵为例指出了“动物作为自然的神性标志的生态意义”。对中国思想有深切领悟的法国先贤史怀泽，曾提出“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认为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从人的立场来看显得低级的生命。不过，“敬畏生命”落实到动物后是同情，与古代中国对祥瑞动物的敬畏之心是有区别的。换言之，在史怀泽的思想中，动物并不具有神性。这不难理解，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只有上帝才具有唯一的神性位格。而在古代中国，至上神“帝”早在周代既已取消，祥瑞动物作为“帝使”是德性的神圣象征。在此意义上，敬畏的真正对象不是四灵，而是为四灵所代表、为自然生命所承载的德性本身。

现代学界的动物关怀思想，大致有“动物权利说”和“动物福利说”两种。动物权利说主张，动物有其不可替代的固有价值，应平等的考量而不应取用；动物福利说不反对取用动物，但人类有义务使动物避免痛苦并造就其康乐生活。以古代中国对于动物的同情、爱惜和敬畏这三重伦理维度来观照，动物权利说的动机与同情之义相当，动物福利说的动机与爱惜之义相当。目前，源于西方的动物伦理学，始终在不懈地致力于、也局限于这两种意义上的论述，而以敬畏之心对待动物的态度是不见的。敬畏是古代中国独有的动物关怀精神。

(作者单位：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