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忧虑的是四方面军这支队伍,张国焘一切都从个人出发领导四方面军,使得四方面军党的组织涣散,军事力量削弱,中央北上之后,他们受张国焘蒙蔽,对中央不满,但这批干部战士也是党的队伍,还有编进左路军中的一方面军五、九军团和其他同志,怎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呢?
怎么办?朱德告诫陈伯钧,“镇静、冷静,详细观察事变进展”。
因此,在格尔登寺会议上,面对不明真相人们的起哄,要求朱德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不予理睬。张国焘挑衅道:“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朱德绵里藏针,从容回答: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民族危亡关头,红军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有人冲着朱德喊道,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朱德静如处子,无论对方如何施加压力,甚至恶语相向,他总是一言不发,等对方骂完,再不慌不忙同他们讲道理。
始终赤胆忠心
张国焘分裂步伐越走越远。格尔登寺会议之后,张国焘在9月17日发布南下命令,提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率军南下。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还要求朱德表态。朱德心平气和,语重心长地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张国焘不顾朱德的反对,宣布“中共中央”的名单,其中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表示:“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
此刻,朱德处境之难,无以言表。不过朱德已不止一次面临过这种似乎毫无希望和出路的境地。当时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遭遇重大挫折,朱德、陈毅率1500余人转入赣南地区,部队与上级失去联系,敌人重兵跟踪,给养严重不足,如此重压之下,甚至有人提出解散部队,南昌火种有熄灭之势。危难时候,朱德如定海神针一般,在部队整训中发表激动人心的讲话,号召“要革命的跟我走”,以十月革命前的黑暗教育大家,坚信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在日常行动中,他见人就谈,谈革命前途,谈革命方法,时刻鼓舞士气,最终赢得了全军对他的信任,把部队带出了绝境。
这一次,朱德定力依旧。他与刘伯承住在一起,一度如软禁一般,随时可能遭遇不测,不过他看淡生死,心忧全局,对刘伯承说: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于是,张国焘越是分裂,以中央自居,朱德越强调团结,凝聚人心,朱德相信,只要是革命队伍,总会走到一块的。
当此之时,极其痛苦的还有原一方面军指战员。面对张国焘对中央的污蔑和分裂行径,有的指战员提出要北上,找党中央;有的提出张国焘要阻拦,就跟他干;还有的人迷茫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朱德懂得大家的委屈与忠诚,他对大家娓娓道来:四方面军也是红军,也打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大家是阶级兄弟;要搞好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搞分裂的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不要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在张国焘秘密杀害一方面军胡底同志后,朱德一再嘱咐相关同志,不要闹,不要性急,斗争是斗争,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当朱德得知对张国焘不满的同志要被关押、迫害时,总是挺身而出、坚决维护,保护了廖承志、曹里怀、彭绍辉等大批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