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忧虑的是四方面军这支队伍，张国焘一切都从个人出发领导四方面军，使得四方面军党的组织涣散，军事力量削弱，中央北上之后，他们受张国焘蒙蔽，对中央不满，但这批干部战士也是党的队伍，还有编进左路军中的一方面军五、九军团和其他同志，怎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呢？

怎么办？朱德告诫陈伯钧，“镇静、冷静，详细观察事变进展”。

因此，在格尔登寺会议上，面对不明真相人们的起哄，要求朱德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不予理睬。张国焘挑衅道：“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朱德绵里藏针，从容回答：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民族危亡关头，红军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有人冲着朱德喊道，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朱德静如处子，无论对方如何施加压力，甚至恶语相向，他总是一言不发，等对方骂完，再不慌不忙同他们讲道理。

　　始终赤胆忠心

张国焘分裂步伐越走越远。格尔登寺会议之后，张国焘在9月17日发布南下命令，提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率军南下。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还要求朱德表态。朱德心平气和，语重心长地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张国焘不顾朱德的反对，宣布“中共中央”的名单，其中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表示：“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

此刻，朱德处境之难，无以言表。不过朱德已不止一次面临过这种似乎毫无希望和出路的境地。当时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遭遇重大挫折，朱德、陈毅率1500余人转入赣南地区，部队与上级失去联系，敌人重兵跟踪，给养严重不足，如此重压之下，甚至有人提出解散部队，南昌火种有熄灭之势。危难时候，朱德如定海神针一般，在部队整训中发表激动人心的讲话，号召“要革命的跟我走”，以十月革命前的黑暗教育大家，坚信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在日常行动中，他见人就谈，谈革命前途，谈革命方法，时刻鼓舞士气，最终赢得了全军对他的信任，把部队带出了绝境。

这一次，朱德定力依旧。他与刘伯承住在一起，一度如软禁一般，随时可能遭遇不测，不过他看淡生死，心忧全局，对刘伯承说：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于是，张国焘越是分裂，以中央自居，朱德越强调团结，凝聚人心，朱德相信，只要是革命队伍，总会走到一块的。

当此之时，极其痛苦的还有原一方面军指战员。面对张国焘对中央的污蔑和分裂行径，有的指战员提出要北上，找党中央；有的提出张国焘要阻拦，就跟他干；还有的人迷茫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朱德懂得大家的委屈与忠诚，他对大家娓娓道来：四方面军也是红军，也打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大家是阶级兄弟；要搞好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搞分裂的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不要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在张国焘秘密杀害一方面军胡底同志后，朱德一再嘱咐相关同志，不要闹，不要性急，斗争是斗争，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当朱德得知对张国焘不满的同志要被关押、迫害时，总是挺身而出、坚决维护，保护了廖承志、曹里怀、彭绍辉等大批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