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缺乏自信，但“长篇”确乎给了这个老实人一些事后看起来属于良性的压力。其实，压力不仅是他一个人的。1985年，陕西省作协召开了一次听起来有些古怪的“长篇小说促进会”，即“促进”一些新冒头的、到火候的青年作家考虑进入长篇小说的创作。开这个会，是因为自打1978年以来，全省新老作家尚无一部长篇问世，以致连续两届茅奖都没法参评。那次和陈忠实一起参会的还有路遥，会议结束后，路遥就留在榆林，开始着手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而陈忠实却在会上有些愣愣地表态：没有欲望，也没有准备。

有欲望并开始准备，却比想象中来得更突然。那时陈忠实正在酝酿一个中篇《蓝袍先生》，却从这位先生深深的青砖门楼里，嗅出了似乎可以有的更多的故事，关于家族，甚至关于整个关中。

二十几年后，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一书中，陈忠实回忆了这个灵感设想渐渐成型的过程。尽管时隔多年，这篇长长的“创作谈”依然透出一种极度的清晰和极度的绵密，仿佛一个拼接碎片的过程——《世界文学》杂志上刊登的拉美作家卡彭铁尔的小说、蓝田县县志上那些贞妇烈女的名字、街坊老人讲的故事，甚至窗外原上的麦苗……零零散散却异常明晰，这位白鹿原上的后生一点点被引向一种对于这片“自己生活的土地”的过去的好奇，并任由这种好奇攫住了他。他拿出本子，开始不知疲倦又平心静气地抄录起一切他感兴趣的材料，尽管他知道绝大多数都不会有什么用处。

后来，在某次和文学同人“闲谝”(关中人谓闲聊为“谝”)时，就有了那句其后传得人尽皆知的“冷”话：“我想给我死的时候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

1992年春天，《当代》编辑部猛不丁接到了一个来自陈忠实的电话。何启治立即派两名编辑去西安，从这个写了50万字却没有多说半句话的老实人手里接过了稿子，并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审读，发回意见，分两期登在刊物上。199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单行本，印数十万册。

顶着关中人的一股子蹭冷劲儿，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成了。伏兵千日，一战成名。

汪兆骞的反应或许能作为一个侧证。在编辑部派两位编辑去西安取稿时，汪兆骞还没抱多大希望，猜想这个朴实如黄土高原一样的人交上的也会是朴实如黄土高原一样的作品。读完后却陷入惊愕，竟有些不能相信这部线头缠绕的大书出自有些“木讷”的陈忠实之手，讶异他是何时参透了文字的奥妙。仿佛重新认识一般，汪兆骞用四个字评价这个有着憨厚笑容的关中汉子：大智若愚。

一部“秘史” 白鹿原送给他的句子

读者若是熟悉陕西方言，看《白鹿原》会更“入戏”——这里的“看”，不仅是看电影、看话剧，也是看书。陈忠实的文字像是从关中的麦地里一个个抠出来的，当进入方言思维模式去阅读《白鹿原》里众人的对话语言时，那股子新鲜的蹭冷劲儿一下子就蹦出来了，在白嘉轩身上叫铁面，在鹿黑娃身上叫匪气。陈忠实借海明威的话说，“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而《白鹿原》一部书，都是白鹿原送给他的句子。

白鹿原送给他的句子，为什么能让他震动文坛？

“很震撼，看起来特别新鲜，之前没有人这么写过。”这是《白鹿原》甫一问世时，带给文化评论家解玺璋的第一感觉。“以前都被《红旗谱》那样的革命叙事笼罩了，用阶级斗争、剥削压迫来讲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只有这种叙事才是正确、正常的，别的都是不正常的。但《白鹿原》完全改变了，跳出了革命叙事框架，回到了中国乡土社会最基本的面貌。”解玺璋认为，乡土中国有两个最核心的东西都被陈忠实写出来了，一个是宗法制度，一个是儒家文化的道统。二者在近现代风云变幻中如何受到颠覆、遭到困境，如何慢慢凋敝和败落下去，《白鹿原》正是陈忠实为乡土中国社会写的一首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