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大论，纵使一吨，也是废话，必须弃;片言只语，纵使一克，也是微言，必须留;弃一吨，留一克，这是只有大学者才敢做的事，小学者岂能望其项背!”郭宏安感慨道，“钱锺书先生的《外文笔记》　好似在已毁的建筑物内爬梳，寻找尚可利用的木石砖瓦……这无疑是为那些急于建立‘体系，的学者敲响了警钟，也为天下的读书人树立了榜样。”郭宏安将钱先生的《外文笔记》视为一座宝库，“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入宝山是不会空手而归的”。

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赵一凡:

　　这座“桥”架在一幅文化地图之上

“若要追随钱氏足迹，我们当从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经由维柯、薄迦丘、拉伯雷、伏尔泰、卢梭，一路拜会过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直至遭遇胡塞尔、海德格尔。”

赵一凡认为，钱先生的“打通”并非无根之木，该是受教于陈寅恪和吴宓两位导师。陈寅恪曾说“中体西用资循诱”，吴宓曾说“择善而从，比较出新”。钱先生自清华求学之始，就达成通学志向。以多种外语为翅膀，钱先生的“打通”可谓上天入地，穿越时空，纵横驰骋。赵一凡举例道:“胡塞尔、海德格尔这两位德国现象学宗师，颇似　《红楼梦》　里的癞和尚、跛道士。钱锺书与之暗通款曲，引为知己。到了　《谈艺录》中，竟是同登一叶扁舟，携手飘然而去。”

据赵一凡观察，钱先生留学三年最感兴趣的书籍是西洋思想史，包含三大重点:一是以拉丁文为主的古希腊哲学及文论;二是以意大利文为主的文艺复兴经典;三是以法德文为主的欧洲启蒙与现代思想。归国后，钱锺书在西南联大教书，当时的学生、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许国璋回忆:钱先生在联大开课三门，分别是欧洲文艺复兴、当代文学、大一英文。“其时大学讲文艺复兴，多讲英国。钱师则自意大利与法国始，尤喜法国拉伯雷……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许国璋又说:“师讲课，既语句洒脱，又无取冗长。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诵。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课堂板书，师喜用英国伊丽莎白朝之意大利体。字体大而密，挺拔有致。凡板书，多为整段引语，拉丁语、古法语、意大利语。钱师，中国之大儒，今世之通人也。”许国璋的回忆或可印证赵一凡的观察。他俩都谈到了钱先生对西方思想史的关注，谈到了他的“通”。这样的“通”不仅是钱先生个体的追求，也做到了上承和下传。

钱锺书在“饱蠹楼读书记”第一册上写道:“廿五年　(一九三六年)　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箧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是为引。”

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

　　“万里长桥”既通中西又通西西

莫芝宜佳是　《围城》　德文版译者，她和丈夫莫律祺可以解决钱先生外文笔记中的七种语言问题。在整理外文笔记时，莫芝宜佳用“叹为观止”来形容内心的震撼。“古时候有‘七大奇迹，，像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埃及的吉萨‘金字塔，，菲迪亚斯在希腊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　《外文笔记》　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世界奇迹，。它不是把中国与世界分隔开，而是像一座‘万里长桥，，把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