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家，在钱先生走后，“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见杨绛《我们仨》)。如今，“战场”打扫干净，杨先生“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学科

在打扫“战场”的过程中，杨先生找到一份钱先生抄写得工工整整的稿子，但没头没尾。该文后来以　《欧洲文学里的中国》　为题，发在　《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杨先生在按语里写道:“几位‘年轻，人　(当时我们称‘年轻，人，如今年纪都已不轻。)　看到这几页未完的稿子，叹恨没有下文。连声说:‘太遗憾了!　太遗憾了!，我心上隐隐作痛。他们哪里知道钱锺书的遗憾还大着呢!　这不过是一份资料而已。”

虽说只是一份资料，却在“有些重要著作一时在北京借不到”的情况下，将钱先生驳杂、深广的知识储备展露出冰山一角。他从希腊、罗马写到文艺复兴，以数十位欧洲作者、数十部外文作品的上百条书证，点染中国的风土和人情，描摹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猜惧和向往。由此可见，《欧洲文学里的中国》已是一篇成熟的比较文学之作。

但钱先生本人并不给自己张贴“比较文学”的标签。上世纪80年代，钱先生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而是求打通，以打通拈出新意。”他又在学术活动中多次说过:“打通”分三个层次，即“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人文各学科”。

从这个意义上说，钱锺书是架桥人。《欧洲文学里的中国》　是桥，《谈艺录》　是桥，《七缀集》　是桥，《管锥编》　是桥……他还想架设另一座桥:在《管锥编》　中，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外国文化为镜子，那么，是不是可以反过来，以外国文化为中心，以中国文化为镜子，用英文书写，再来一部　《〈管锥编〉　外编》　呢?　未及动笔，斯人已逝，我们只能从新出版的　《外文笔记》中看出“桥”的雏形。

钱锺书外文笔记手稿。(均商务印书馆资料照片)

　法国文学翻译家郭宏安:

　　这座“桥”已选好“木石砖瓦”

钱锺书外文笔记是攻读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希腊语等七种语言的历代书籍所做的笔记，题材涉及文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艺批评等诸多领域。

“20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逐渐放弃了‘构建体系，之类的话头，黑格尔式的庞大体系不再是学者追逐的目标。”郭宏安说，“钱锺书先生无意中做了一位引领潮流的学者，他说:‘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他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下来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