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家,在钱先生走后,“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见杨绛《我们仨》)。如今,“战场”打扫干净,杨先生“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学科
在打扫“战场”的过程中,杨先生找到一份钱先生抄写得工工整整的稿子,但没头没尾。该文后来以 《欧洲文学里的中国》 为题,发在 《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杨先生在按语里写道:“几位‘年轻,人 (当时我们称‘年轻,人,如今年纪都已不轻。) 看到这几页未完的稿子,叹恨没有下文。连声说:‘太遗憾了! 太遗憾了!,我心上隐隐作痛。他们哪里知道钱锺书的遗憾还大着呢! 这不过是一份资料而已。”
虽说只是一份资料,却在“有些重要著作一时在北京借不到”的情况下,将钱先生驳杂、深广的知识储备展露出冰山一角。他从希腊、罗马写到文艺复兴,以数十位欧洲作者、数十部外文作品的上百条书证,点染中国的风土和人情,描摹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猜惧和向往。由此可见,《欧洲文学里的中国》已是一篇成熟的比较文学之作。
但钱先生本人并不给自己张贴“比较文学”的标签。上世纪80年代,钱先生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而是求打通,以打通拈出新意。”他又在学术活动中多次说过:“打通”分三个层次,即“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人文各学科”。
从这个意义上说,钱锺书是架桥人。《欧洲文学里的中国》 是桥,《谈艺录》 是桥,《七缀集》 是桥,《管锥编》 是桥……他还想架设另一座桥:在《管锥编》 中,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外国文化为镜子,那么,是不是可以反过来,以外国文化为中心,以中国文化为镜子,用英文书写,再来一部 《〈管锥编〉 外编》 呢? 未及动笔,斯人已逝,我们只能从新出版的 《外文笔记》中看出“桥”的雏形。


钱锺书外文笔记手稿。(均商务印书馆资料照片)
法国文学翻译家郭宏安:
这座“桥”已选好“木石砖瓦”
钱锺书外文笔记是攻读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希腊语等七种语言的历代书籍所做的笔记,题材涉及文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艺批评等诸多领域。
“20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逐渐放弃了‘构建体系,之类的话头,黑格尔式的庞大体系不再是学者追逐的目标。”郭宏安说,“钱锺书先生无意中做了一位引领潮流的学者,他说:‘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他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下来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