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叶龙幸运地留存了这些讲稿，更留存了关于恩师的许多记忆。钱师身为校长，但授课绝不马虎，事先做足了备课的功夫，每次来上课，必带一叠卡片，最少也有三四十张，上课依卡片资料逐页讲述。就算讲同一门课，不同时期也会有诸多不同。叶龙说，钱穆会随时随地把自己的最新发现、最新思考添加进来。“有的教师一本讲义用一生，退休以后再出版。钱先生不会，他不停地备课，很用心。”

出版：

大师有疏误老编审纠错

《中国文学史》讲稿此后在《深圳商报》进行了连载，“叶老是个老派文人，活在过去时代，有作品发表，他也认为第一时间应该给纸媒。”刘悠扬说。连载进行了约50期，每期一千多字，总共发表了书稿的一半左右，这对叶龙来说如同完成了一桩人生大事。

其间，叶老又获意外之喜。华夏盛轩图书副总编辑张万文回忆道，2014年3月底，他陪作家阿来到广州领奖，后来参加一个朋友饭局，席间得知《深圳商报》正在连载钱穆的《中国文学史》，立刻决定要出这本书，“太好了，我们要马上联系叶先生。”

张万文打通了叶龙的电话，老先生听说出版意向后，特别激动。叶龙随后分三批交付整理稿，稿纸誊写，繁体竖排，全是他一笔一画写的。书稿整理、校订历时一年多，几位老编审、学者更被请来给钱穆挑错。

胡双宝是北京大学出版社资深编审，今年84岁。“钱先生对于所讲的问题烂熟于心，但难免临时有一些疏误。”他说，而且记录人的记录、按语也有一些错误。比如《第八篇 楚辞(上)》，里面讲“二南”时，提到陈国的位置。原稿写的是“桐柏山的东南方即陈国”。胡双宝审稿后提出位置有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桐柏山的北面即陈国”，并给出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为证，还亲自为这一条做了注释。

学界：

个性文学史如今难再现

《中国文学史》个性十足，让今天的学者感叹这样的文学史已难再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他不欣赏思想上大一统或追求发行量的通用教材，而更喜欢钱穆这样“自作主张”的文学史。“在我看来，每个从事文学研究的好的学者，都应该在心中或口头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认为，《中国文学史》简单的寥寥数语，详尽的则细细考论，对均衡不甚讲究。“作为学生的课堂笔记，误听、漏记也总是难免。要是拿专著的标准来衡量，会觉得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他认为，但笔录有笔录的好处，老师在课堂上兴到之处，常常会冒出“奇谈妙论”，见性情而有趣味。

在学界看来，该书并不是理想的“文学史”，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好处恰恰在于它活泼、亲切，可以作为导读、助读，点燃许多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伯伟更是直言不讳，现如今，满目都是正襟危坐的文学史，这种有个性的文学史倒是越来越少了。

链接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6年移居台北。1990年逝世于台湾。其重要作品包括《国学概论》《国史大钢》《中国文化史导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