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北洋政府时的众议院议员林长民，在曹锟贿选总统时，面对曹锟开出的一张选票五千元高价，他毫不动心，并公开反对。事后林长民避居天津，以防迫害。据《闽海过帆》载：林长民寓居天津后，找不到工作，一家老小生计出了问题，因为他工书法，得柳公权之遒劲，无奈只有卖字为生，他自题润例云：“去年不卖票，今年来卖字。同以笔墨换金钱，遑问昨非与今是。”他自己一语道破其中玄机，可见其高风亮节。人们敬重他的为人和书法，前来求书法的甚众，一时收入也不比贿选票价少，使他们一家渡过了难关。

另外，据《海上春秋》载：著名作家张天翼，三十年代时，寄居其姐姐家里，他姐夫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官员邵元冲，可是他却不依靠姐姐家的权势谋得职业。当时他在南京，没有固定工作，仍以写作为生，而那时的稿费每千字也只有二三元，生活十分艰苦。可是他仍然活得有滋有味。

　　4　合营饭店，人人做老板

在那个名家生存尚且困难的时代，百姓的生计可想而知，可是他们能苦中作乐，自谋职业，走出自己谋职就业的路子来。据《八桂香屑录》载：抗战初期，在广西柳州鹤山旁河南路上段开了一家名叫“七·七”的饭店，更与众不同的是老板、账房、侍者、卖手、饭司务等，都是二十来岁的大学生和高中生，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朝气蓬勃。每天边工作边学习，互帮互教，取长补短。饭店开得热火朝天。

他们采取合作经营的方式，人人既是老板，又是工人。每月结账一次，他们还从盈利中拿出百分之六十捐助各自的同学——在前线工作的战地服务团团员。有时，他们利用顾客候车、等人的空隙，开展形式多样围绕抗战的时事问答，宣传抗战；答对的顾客奖励一碟小菜、一件点心或一份小礼物，答不上的顾客他们深入浅出地解释。这一生动活泼的形式很受顾客欢迎，因而店内从早到晚，座无虚席。

1939年2月，著名记者陆诒撰文在《新华日报》上介绍了这家别开生面的饭店。

这样的好点子，也不是偶然现象，而在北国的哈尔滨还出现了一个“一毛钱饭馆”。据《黑土金沙录》载： “九·一八”第二年的冬天，哈尔滨道里中国四道街出现了一个小饭馆，匾额上书“一毛钱饭馆”。这个饭馆是当时的一些文化人开的，当时在哈尔滨的一些左翼作家比较困难，中共满洲省委派人出面，联系了刘昨非、王关石、白涛、冯咏秋、黄田、裴馨园等六个进步文化界人士，共同筹集资金，租赁房屋，雇用了一个厨师。一切准备就绪，他们在门前放了挂爆竹，就开业了。

小饭馆的设施虽然简陋，但很洁净、文雅。墙上挂的都是画家们的画。跑堂的都是些文化人，都很朴实热情，加之他们以经济实惠为宗旨，吃一顿简便的饭，只需要一毛钱；一盘熘炒，也是一毛钱。薄利多销，顾客盈门，普通市民都愿意到这里就餐，一时生意兴隆。尤其是一些文化人，当时在哈尔滨的舒群、罗烽、白朗、萧军、萧红、方未艾、唐景阳、金剑啸等许多作家、画家、编辑、记者、教师，都是这里的常客。因此这里成了哈尔滨进步文化界人士经常聚会的地方。

　　5　官场求职有喜悲

如果说一些名人和百姓，为了生计可以卖字、开饭馆，那么官场的人们求职是啥样呢？杜聿明作为堂堂的国军将领，当年曾拒绝其从弟杜聿功的求职请求。据《三秦轶事》载：1935年，杜聿明任国军二十五师副师长时，其从弟杜聿功没有工作，就写信请他给谋份差事，结果杜聿明拒绝了。他在给杜聿功的回信中说：“为伊设想已久，皆觉无适当工作，因外间作事，非文必武，此二者又非伊之长，欲谋其他事务，则政府限令军人不得干政，虽欲力为亦无门可告，故再四思之实觉为之难也。”

杜聿明应该是一个遵纪守法、按章办事的军人，其弟在他这里求职无望，相信读了此信后也会慢慢理解他的。

哥哥是高官谋职都靠不上，那么自己去跑官的有效果吗？据《两浙轶事》载：抗战初期，原浙江省军管区国民军训处少将处长王梦，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也是蒋介石的嫡系门生。

1939年春，王梦获知蒋介石将对人事有所调整，便想去竞逐中将军长，特将处长职务暂交与别人代理，自己乘小轿车由浙江金华出发，星夜兼程赶往重庆。由于星夜行车赶路，王梦很疲倦，结果就进入了梦乡，同时行车时车门又没关好，以致几次颠簸震动后，车门自动打开了，车行至湖南的一个桥上时，睡梦中的王梦竟掉到桥下的河里。司机发觉后，立即赶回寻找主人，将他从河里救起。王梦已不省人事，送当地医院抢救。后来命算是抢救过来了，可是双眼神经受重伤，造成了斗鸡眼，面容破相，住院达半年之久。这时重庆人事调整已告结束，王梦再回到金华时，他原来的处长职务，也被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连襟所代替。这真是有猪头没庙门，王梦的升官美梦就此终结。

本版统筹 李素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