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英语会话水平有限，只得辅以笔谈或借助手势进行交谈，才搞清了以下几点：第一，知道他们是轰炸日本东京后飞抵我省上空，因联络不上衢州机场的讯号，在燃料耗尽的情况下弃机跳伞的；第二，他们驾驶的是指挥机，全机5人，领队是杜利特尔中校，跳伞是循着天目山这个目标进行的，估计都落在这一带附近地区；第三，身体较矮的叫劳昂埃特(或译为弗雷德·布鲁默———编者注)，是驾驶员，高个者叫帕脱尔·亨利(或译为亨利·波特———编者注)，是射击手。前者跳伞时被毛竹和树枝扯住了，忙乱中卸脱伞钩时受了伤；第四，他们疑惑和惶恐的情绪表露，不知降落在什么地方，是敌占区还是国统区？经查阅航空地图，才看到地图上临安与余杭毗连之间标有一条明显的红色警戒线。

机组成员均已找到

我们临安县此时已遭受了日军二次铁蹄蹂躏之苦。群众听了我的翻译，告诉他们已将日本东京炸得一片火海时，大家激于义愤，同仇敌忾，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气氛活跃起来了。这时，有的敬烟，有的敬茶，两位飞行员也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俩满面笑容地站起合掌表示致意。

正当大家沉浸在欢乐之中，突然又有人来报告：在射干发现一个外国人，要不要送来？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幸好俞根生陪着苕云区区长李关安来了，我随即向两位飞行员作了介绍，并把在射干发现一个外国人的情况向区长作了汇报。因为区长不懂英语，对我的汇报持怀疑态度，但最终还是相信了。他随即宣布：马上护送去浙西行署，由他亲自带队，并要我同往，至于在射干的一位飞行员叫他在路上等候。

时近中午，我们只带了煮熟的鸡蛋，就踏上去天目山的路程。从由口到东社，不过3华里，过了乌石桥，听到锣声和断续的土铳声。走到村口，看到山脚下围着几十人，正在起劲地鸣锣，放铜铳、打土抢，还伴着阵阵呐喊声，气氛显得十分紧张。我们问道：“既然搜山，为什么不上山去？”有人回答说：“那个外国人可能有枪，弄得不好，我们要倒霉的。”我向区长建议：必须立即停止敲锣、放铳，不妨让这两个飞行员喊话，叫他出来，大家认为这个主意不错，这两位飞行员也表示乐意这样做。

于是，他们二人不断地喊话，果然在山脚下的摒沟草丛里钻出一个人来。这个人高兴极了，踩上田埂，张开双臂，连跑带叫地向我们方向奔来。这时在场的群众爆发出欢呼声，经历了惊险厄运的战友，平安相逢，分外高兴。这个被喊话叫出来的是报务员，名字记不起来了(应为保罗·伦纳德———编者注)。我们稍待逗留后，继续上路，后面跟随着一长列的欢送群众，直至我们折向去尚志岭的崎岖山径时，群众才渐渐离去。

越过尚志岭，来到白滩溪，我们在凉亭里歇脚。村民闻讯奔来告诉了一个好消息：杜利特尔和另一个飞行员(应为理查德·科尔——编者注)降落在白滩溪，已被当地的浙西行署青年营营救送到天日山去了。我把这个喜讯转告给3位飞行员，他们高兴得互相拥抱。从这里到天目山麓尚有10华里行程，路呈现上坡之势，可是大家的步伐反而变得轻快起来。劳昂埃特虽腿受伤，也走得一样的轻快。

下午5时许，我们护送至目的地。其时，行署已派专人在鲍庄村前迎候。区长吩咐俞根生及3名乡丁返回，我们径达浙西行署“天然居”，行署主任贺扬灵和杜利特尔等已在官邸平台上迎接，见面握手、拥抱，喜悦和兴奋之情自不待言，我们也为他们的平安相聚而感到无比欣慰。杜利特尔中校双目炯炯，谈笑自如，身材不算高，却是相当壮实。他听到劳昂埃特等人的介绍后，就主动过来与我紧紧握手道谢，一时我竟激动得无言以对。

依依惜别

当晚，贺扬灵在“天然居”设宴，为5名美国飞行员压惊洗尘。李区长和我也被邀请入席。宾主频频举杯，为中美并肩战斗的诚挚友谊而互致祝贺。席间，他们各自介绍了跳伞后的遭遇及营救经过，我再一次受到大家的赞誉。宴会后，我和行署的翻译陪美国飞行员一起宿在天目旅馆。就寝前，行署派了医护人员前来询问他们的身体情况，并对劳昂埃特的腿伤作了护理。

20日晨，李区长有事要回去，我认为这里已有比我水平高的翻译，故表示也要一同回家，唯因飞行员热情挽留，坚持不让。区长见此即对我说：“你在天目山读过书，这里的情况很熟，你就留下再陪他们玩吧。”于是，我以导游身份陪他们愉快地度过两天。

我是个在职教员，最终还是不得不告辞了。临别时，杜利特尔中校及4名飞行员都在我的笔记本上签了各自的姓名和通讯地址。劳昂埃特和帕脱尔·亨利向我赠送了纪念品，前者送的是玻璃太阳镜，后者送的是铸有飞行员姓名和机队编号的铂合金腕章。

　　(文章选自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辑的《亲历者说———中国抗战编年纪事》，文章刊用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