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贱避贵”之外，其他三条规定均有积极意义。“少避长”指年纪小的人为年纪大的人让路；“轻避重”指负担轻的人为负担重的人让路，“去避来”的来者为客人，去者指离开家庭或乡里未远行者，相对来者，去者仍是主人，主人应为客人让路。这些规定一方面反映出古人礼让的风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道路通行规则自古以来就要求尊敬老人、谦虚克己、为他人着想。
《清明上河图》中描绘了宋朝时繁华的都市生活，从中也能看出当时的交通秩序
3 冲突：依据仪制令定责
现代社会，发生交通事故后，经常出现双方均违反交通规章的情况，此时就要区分主次责任。在古代也不例外，在一些交通事故中，双方也会依据“仪制令”的不同规则为自己辩解。
南宋俞文豹著有《吹剑录》，该书主要内容是杂记南宋宫廷、官场及民间之遗闻轶事，其中就有一例有关交通事故的趣事。一位士人走路时被负重的贩夫撞破了衣袍，两人到临安府评理。府尹曰：“轻盍避重？”令（贩）夫拜之。士人曰：“贱合避贵，必欲偿背。”京尹曰：“背直几钱？”曰：“元制十千。”公曰：“我偿汝十千，汝还他八拜。”士人语塞。府尹断案，依据“轻避重”，判士人负主要责任，但士人却依据“贱避贵”，要求贩夫赔偿。府尹又巧妙的提议由贩夫赔钱，但士人要还以八拜。在等级分明、讲究面子的社会，让士人八拜，他无疑宁可不要赔偿，也想息事宁人。
明朝也要类似的趣事。明崇祯辛未（1631年）进士李清著有《折狱新语》一书，书中记载：有农夫担粪过桥，一武举人着新衣大摇大摆地从对面走来，农夫一不小心，溅出了粪水，玷污了武举人的新衣。举人定要其赔偿，农夫赔礼，愿为其洗净；举人却不答应。县令问明情由，说：“新衣被污，实在不对。”令农夫礼拜陪情，脏衣由武举人回去自洗。武举人仍不答应，一定要赔他一件新衣。县令说：“好，衣服由我负责来赔。但你轻不避重，依法例，该笞你四十；看在你是举人的面子上，减去一半；如果你愿意拿回自家去洗，再减一半；只打十下，如何？”武举人连忙求情：“衣服我自己洗，自己洗。”
4“飙车”：闹市跑马要受重罚
飙车是现代特有的名词，由于速度太快，飙车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我国刑法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如果没有追逐竞驶，只是超速行驶，则只按交通违章记分并处以罚款。
古代的“飙车”就是跑马。和现代一样，古代对“飙车”也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唐代沿用了《晋律》中“禁马众中”的法律规定，禁止车、马在城内及人口稠密的闹市区内高速行驶，否则属违法行为，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唐律疏议》卷26“无故于城内街巷走车马”条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杀伤畜产，偿所减价。余条称减斗杀伤一等者，有杀伤畜产，并准此。若有公私要速而走者，不坐；以故杀伤人者，以过失论。其因惊骇，不可禁止，而杀伤人者，减过失二等。”唐律中“走车马”的“走”指的就是现代的“跑”，而现代的“走”在古代是“行”。
根据唐律，在闹市或人多之处跑车马，就要就要用竹板或荆条拷打脊背或臀腿五十下，唐太宗后来改打屁股。如果出现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就要对照斗殴杀伤人的罪行减一等处理。唐朝时期，封建五刑已经定型，形成了比较科学的刑罚体系。唐律规定五刑共二十等，即笞刑五、杖刑五、徒刑五、流刑三、死刑二。如果犯杀人罪减一等处理，那就要处以流放三千里的处罚。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曾被判流放夜朗，而到了宋朝，《水浒传》里面的宋江、林冲和武松都被流放过。在现代交通事故中致人死亡的，按交通肇事罪处有期徒刑3年以下，而在古代，则要被流放到三千里的“化外之地”去受苦。
当然，对于交通事故性质轻重的衡量，也是有量化处理的。而因为以下缘故在人群中快速驾马的可以免于处理：公文传递、朝廷命令发布、有病求医，急于追人。如果因此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钱赎罪，即罚款。电视剧中经常有策马狂奔者高呼“几百里加急”，这就是有紧急公文，行人须予以避让。
唐律严禁私人侵占街道，或将污秽之物排放在街道上，并禁止在街道两旁取土。此外，唐律还禁止在人烟稠密的道路上射箭、放弹以及扔瓦石，并禁止在行人通行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如果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设置障碍，也要设置明显标识。如果设有标识，仍有杀伤，后果由行人自己承担。
宋朝的一件奏折专门提到京师开淘渠堑时，因无遮蔽物，可能对行人造成危险，建议水井无栏木、泥坑无物遮拦的，由“地主”设置保护栏，免伤民众性命。《宋刑统》中，也有“不得在街市走马”、“不得在人众中走马”的规定。此外，《宋刑统》还规定：以船载客，需事先定价，不得超载，不得在中流索价；出航，要避风浪，船主对预知的可能风浪所引起的灾难，需承担法律责任。到了清朝，《大清律例》规定：因为天气关系骑马撞伤人的，赔偿医药费，还得把坐骑赔给伤者。如果把人撞死了，打一百大板，坐牢三年，另外赔偿死者家属丧葬费，其坐骑则被官府没收。
5 保辜：保护受害者的专门条款
在交通事故中，撞了人、撞伤人和撞死人的后果是不一样的，肇事方应该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在这一点中，现代社会与古代是一脉相承的。在现代，撞伤人要承担包括后期治疗在内的医疗费用，如果伤者不治身亡，肇事方应负相应的刑事责任。在古代，则有专门的保辜制度。
保辜制度最早出现于秦汉时期，唐朝沿用了前代的规定。在古代的科技条件下，对于内脏损伤、内出血等在当时是没有办法检验定性的，所以从保护受害人的角度出发，古代刑法中设立了保辜制度。即凡是斗殴伤人案件，被告要在一定期限内对受害人的伤情变化负责，如果受害人在限期内因伤情恶化死亡，被告应按杀人罪论处；如果是在时限以外死亡的，就只是个伤害罪，这种制度就称为保辜，所定保证期限称为辜限。西汉初年规定保辜的时限是二十天，这是现存最早关于“保辜”的法律条文。清律中对保辜期限专门注释：“保，养也；辜，罪也。保辜谓殴伤人未至死，当官立限以保之，保人之伤，正所以保己之罪也。”
现存资料对古代如何审理交通事故案件记载较少，较为完整的一份卷宗，是1973年在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文书，其中有一件是唐代地方官府审理交通肇事案件的卷宗。该份名为《勘问康失芬行车伤人事案卷》的案卷，目前收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该文书卷首残缺，结尾完好，中间或有残缺。经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考证，此案卷系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六月高昌县审理的案件。根据卷宗记载，当事人康失芬在通往城内的道路上驾车快速行驶，致使车马不受控制，轧伤了在门前玩耍的两名儿童，致两名儿童身受重伤。官府在确认案件事实后，责令被告康失芬实行保辜。
在康失芬一案中，主审官决定先保辜五十日，减一等处罚。康失芬为免于监禁之苦，同意实行保辜，并找人担保。担保人保证康失芬支付医药费，并且不随意离开居住地，如反悔或逃亡，担保人负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