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月24日开始，为期40天的2016年春运已经拉开帷幕，不少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准备回家过年，此时，北京城里走亲访友的人群也逐渐增多。这段时期，是人员流动以及客车和货车流量集中的时期。相应的，道路交通压力也大大提升。因此，我们希望不管是行人，还是汽车，都能严格遵守交通规则，确保安全。
交通规则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能给大家带来便利。其实，在古代，尽管没有汽车、飞机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但从唐朝开始，随着城市的发展，繁华的街道上，行人与马车并存的情况逐渐增多，因此，出于安全的考虑，唐代皇帝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些交通规则，比如唐朝的“仪制令”就是较早的关于交通方面的礼仪规范。它的主要内容用十二字就能概括：“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在宋朝，“仪制令”被刻在石碑或木板上，立于大街要道，以提醒行人和车辆遵守规则。
除此之外，在唐律及宋刑中，也有不少关于交通的规定，比如不准在闹市或人众处跑马，不准在道路上设置障碍等。如果违反了规定，同样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宋代将仪制令刻于石碑上
唐宋时期，对水上行船也有规定
■ 杨昌平
随着春运的到来，城市的道路交通压力日益明显。此时，对于行人和车辆来说，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通行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作为文明古国之一，我国目前的交通规则与古代社会制定的交通礼仪是一脉相承的。陕西省略阳县灵岩寺博物馆收藏有南宋“仪制令”石碑。这块宋代“仪制令”石刻高约60厘米、宽约40厘米，刻有“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12个大字。这正是用于规范当时行人与马车通行的礼仪规定，它也体现了尊敬老人、为他人着想的理念。
“仪制令”兴起于唐代，不过当时只是出现于文书中。到了宋代，朝廷下令京都开封及各州城内主要交通路口悬挂木牌或放置石碑，上书“仪制令”作为交通规则。因此，灵岩寺博物馆的“仪制令”石刻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它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风貌。
同当前社会一样，“仪制令”不仅是当时的交通规则，也是解决交通冲突的依据。
1 靠右行：唐朝初创的行进原则
如今开车上路，英国等部分国家靠左行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则是靠右行驶。靠左还是靠右，与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有着莫大的关系。我国靠右行的规则最初由军队设立，古代战士都是用右肩扛着兵器，当两支队伍在行进中相遇时，为避免兵器相撞，都自动靠右行走，把左面让给迎面而来的军队。到了唐代，“右侧通行”有了明文规定。
为何在唐代会出现呢？这要从唐代的道路建设说起。唐代重视道路建设，唐太宗即位不久就颁下诏书，在全国范围内保持道路的畅通无阻，对道路的保养也有明文规定，不准任意破坏，不准侵占道路用地，不准乱伐行道树，并随时注意保养。唐朝重视驿站管理，传递信息迅速。紧急时，驿马每昼夜可行500里以上。“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唐朝利用驿马运送荔枝的描述。
唐朝的长安、成都、扬州、洛阳等城市人口众多，非常繁华，长安人口更是超过百万，城市道路建设也很具代表性。长安的道路网是棋盘式，南北向14条街，东西向11条街，位于中轴线的朱雀大街宽达150米,街中80米宽，路面用砖铺成，道路两侧有排水沟和行道树，布置井然，气度宏伟。长安城内的道路是将泥土和沙子相混夯实，为了防尘，再铺上细沙，铺撒沙堤的沙子来自长安城东的浐河。唐诗云：“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而野外的道路则分为两种，一种叫“驿道”，也就是官方修建的，运粮、行军、送递文书的道路，有点像现在的国道。另外一种道路就是地方修的道路，或者自然踩出来的路，好一点的地方路铺了石板，差一点的就是土路。
因为交通发达，人口众多，城市里就会出现一些交通状况，唐太宗时的中书令马周就提出了右侧通行的规定。据《新唐书》卷98《马周传》载：“先是，京师晨暮传呼以警众，后置鼓代之，俗曰‘鼕鼕鼓’；……城门入由左，出由右；飞驿以达警急；纳居人地租；宿卫大小番直；截驿马尾；城门、卫舍、守捉士，月散配诸县，各取一，以防其过，皆周建白。” “入由左，出由右”，其实就是“右侧通行”的规则。马周之所以制定“右侧通行”规则，缘于守城士兵要在城门或街道关口上检查行人及过往车辆，而过往行人和车辆无左右之分，显得杂乱无章，检查起来很不便利。
除了陆路交通，唐代对水上行船也有规定。为防止船只碰撞，唐律中规定：“或沿泝相逢，或在洲屿险处，不相回避，覆溺者多，须准行船之法，各相回避，若湍碛之处，即泝上者避沿流之类，违者，各笞五十”。这里的行船之法，类似于现代社会的水上交通规则，“泝上者避沿流”，也就是上行回避下行的行船原则。如果违反，就要用竹板或荆条拷打脊背或臀腿五十下。后来唐太宗听说脊背是人的经脉聚集处，因此改为打屁股。
2 仪制令：兴起于唐 宋代刻在石碑上
我国的交通法规兴于唐，盛于宋，仪制是朝廷官府颁布的法规礼节，即社会奉行的礼仪制度。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颁发了《唐律·仪制令》，其中有一条内容是：“凡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
不过在唐代，仪制令只是在文书中存在，没有立于道路宣示。到了宋代，仪制令被刻在木板上，竖立于大街要道，以规范道路上的行人与车辇。陕西省略阳县灵岩寺博物馆收藏的仪制令路碑，拟于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原立于州县的街头。福建省松溪县的仪制令路碑，则立于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竖碑地点已不在县城，而是移至县城外的乡村。
后来，“仪制令”在宋代专指勒字刻碑立于道路旁的交通法规。宋朝是榜刻 《仪制令》的推广时期，也是其盛行时期，由于当时交通工具混杂，有车、船、轿子、牲口几大类。
其中，南方坐船、坐轿者多，北方坐马车、骑牲口以及推车的多。车又有太平车、囚车、陷车等之分；船的种类稍微比较复杂，有官船、哨船、渔船、渡船、快船、战船等，湖南所称的“划子”，就是渔船，它也可以载人摆渡；轿子则有山轿、兜轿、凉轿、暖轿等之分；用于交通的牲口有马匹、驴、骡等种类，农村里娶媳妇就有骑马的、走亲戚骑驴的，比较杂乱。
《杨文公谈苑》载：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大理正丞孔承恭上书皇帝，请在两京诸州要道处刻榜公布 《仪制令》。太平兴国八年 （983年），宋太宗下令京都开封及全国各州，必须在城内各交通要道口悬挂木牌，写上 《仪制令》，以此作为交通规则，要求百姓执行。南宋后 《仪制令》由各州扩大到各县，又由悬挂木牌逐渐发展到刻立石碑永久示人。
古装剧里经常有“鸣锣开道”的场景。有人趣解“鸣锣开道”，比如县令上街，差役鸣锣七下，意思是“军民人等齐闪开”；州府官员上街，鸣锣九下，意思是“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省一级官员则鸣锣十一下，意思是“文武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如果是中央一级的官员，就要鸣锣十三下，意思是“大小文武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
“仪制令”中的“贱避贵”意思就是平民百姓要给达官贵人让路。宋朝赵匡胤曾诏令详定内外群臣相见之仪，如“大小官员相遇于途，官级悬殊者即行回避，次尊者领马侧立，稍尊者分路行”。明朝也曾详细规定，街市军民、做买卖及乘坐驴马行路者，遇见公侯、一品至四品官员过往，要立即下马让道；官员相遇于途，官阶较低的官员要采用侧立、回避等方式让道。清朝规定，军民等在街市上遇见官员经过，必须立即躲避，不许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