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横80.5cm 纵43cm 绢本）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中国存世最早的山水画。

张伯驹的书法，因其独特的风格，被称为“鸟羽体”。

■陈泰锁

张伯驹出生于官宦世家，父亲张镇芳是清末民初政、商两界的风云人物。张伯驹从小熟读诗书、出口成章的他，却无意于仕途，完全沉迷在舞文弄墨的书画世界里。因为醉心收藏，虽身为父亲任董事长的盐业银行常务董事，张伯驹却对银行业务毫无兴趣。他一不认官，二不认钱，独爱诗词、书画、戏曲。从此，张伯驹就有了“怪爷”的绰号。为了收藏国宝书画，他不惜变卖房产和夫人的首饰，在面对绑匪时，宁死也不愿变卖字画。新中国成立后，他将自己收藏的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卷、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草书卷》等国宝书画捐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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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仕途痴迷书画

张伯驹（1898-1982），字家琪，号丛碧，河南项城人。提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的项城，很多人都会想到另一个与项城有着密切关系的人：袁世凯。很多史书在记载袁世凯时，直呼他为“袁项城”。事实上，当年在项城，袁家和张家都是非常有名望的家族，而且两家还有姻亲关系。张伯驹的姑妈嫁给了袁世凯的大哥袁世昌，张伯驹也就是袁世凯的表侄子。

张伯驹的父亲本是张锦芳，后过继其伯父张镇芳。张镇芳是光绪朝进士，历任天津道、长芦盐运使、湖南提法使等职务。民国成立后，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1915年3月，张镇芳主持官商合股的盐业银行，以抗外资，张镇芳任经理，总管理处设在北京。第二年因为袁世凯去世，盐业银行也改为商业银行，由张镇芳经营。

顺便提一句，除了创办盐业银行，如今的北京，还留有张镇芳当年的印记。香山公园管理处办公楼南侧的一座二层建筑原名为镇芳楼，在香山慈幼院时期，它曾是慈幼院的标志性建筑。此楼的建成资金，正是来源于张镇芳的捐赠。话题再回到盐业银行。因为卷入张勋复辟风波，死里逃生的张镇芳远离仕途，最终回归盐业银行，并出任盐业银行的董事长。此时的盐业银行，总部也搬到了天津。

张伯驹从小天赋异禀，被称为“神童”。他幼年入私塾，五六岁就能背很多首古诗，十岁不到就可以写出很多古体诗。他对《古文观止》、《资治通鉴》等经典典籍非常熟悉。但成年后的张伯驹并没有考取功名，他喜爱诗词、书法，舞文弄墨，沉醉于书画世界。张镇芳自然不赞同儿子如此行为，张伯驹被父亲所迫，参加了袁世凯的军队。1917年，张伯驹从中央陆军混成模范骑兵团毕业，后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职，做到旅长，又因不满军阀腐败生活而离开军界。张镇芳对张伯驹的决定非常恼火，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安排儿子进入银行，协助自己打理生意。张伯驹对银行事处不感兴趣，但很快发现待在银行也有好处。

因为盐业银行的政治背景，清廷的大批文玩都抵押在盐业银行，张伯驹由此也得以眼见诸多“囯之重器”，造就了他日后超乎寻常的鉴赏眼光。由于张伯驹自身在诗词歌赋上的天赋，加上接触了大量宫廷典藏的经典书画，其吟诗作赋、风流倜傥的做派也广为流传，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不过，关于“民国四公子”的说法有不同版本，也没有官方的定论，多是民间的说法。张伯驹所著《续洪宪纪事诗辅注》对此曾有记载：“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袁克文），二为余（张伯驹），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又有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此说盛传于上海，后传至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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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万大洋从皇族手中购得《平复帖》

张伯驹从30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的名人书画。1927年，他偶然从琉璃厂买到一块康熙早年题写的大字匾额“丛碧山房”，他很喜欢“丛碧”二字，索性给自己起了个号：“丛碧”，书斋也改名为“丛碧山房”。从此他对古书画的收藏一发不可收拾，后来逐渐把收藏珍贵书画当作一种使命。他曾经说：“予生逢离乱，很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尤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

张伯驹收藏的书画名迹仅记载在他的著作《丛碧书画录》里的就有118件，他的藏家地位和影响力可以说在当时无人可比。

在张伯驹的收藏过程中，其盐业银行董事的身份对其帮助颇大，这无疑是他对外收藏书画的一个财力招牌和收藏渠道。在其著作《春游纪梦》中提到稀世珍品米友仁的《姚山秋霁图》和黄庭坚的《摹怀素书》，曾经都是旧主刘可超在天津盐业银行的贷款抵押。不过，张伯驹最让世人折服的不是他的“财大气粗”，而是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尤事收蓄”的魄力。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及了自己为何不惜一切收藏珍贵书画的初衷：“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在张伯驹的诸多藏品中，最具影响力的则是陆机的《平复帖》。《平复帖》是西晋大书法家陆机问候自己生病的朋友贺循的书札，因其中有病体“恐难平复”字样而得名，距今已有近1700年。《平复帖》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法真迹，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七八十年。不足一尺长的作品，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朱印累累，满纸生辉，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人们尊称它为“墨皇”。

《平复帖》在乾隆年间流入清朝内府，后来被乾隆皇帝赐给了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光绪年间，书帖又到了朝廷重臣恭亲王奕的手里。上世纪30年代，张伯驹于打听到《平复帖》在奕之孙、著名画家溥心畬手里。几经中间人斡旋，20万大洋的天价仍然让他无力承担（民国初期，鲁迅在北师大学做教授时月薪是300大洋，20万大洋相当于他七年的工资）。1936年，让张伯驹担心的事发生了，溥心畬旧藏唐代韩干《照夜白图》经古董商人流失海外，张伯驹十分惋惜。又请张大千（在画界溥心畬与张大千齐名，有南张北溥之称）做说客，从中间说和，表示愿以6万大洋购买《平复帖》，但仍未如愿。1937年年底，张伯驹在火车上与著名藏书家傅增湘相遇，从他口中得知，溥心畲母亲过世，需款正急，可以借机购得《平复帖》。但张伯驹忧虑，现正遇溥心畬母丧，重提相求之事，有乘人之危之嫌。后来，傅增湘斡旋促成了此事。几日之后，傅增湘把《平复帖》抱来了。“心畲要价4万，不用抵押，一次卖断较为简便。”张伯驹立即先付2万大洋。

虽说张伯驹出身世家，但此时父亲张镇芳已经去世四年，张伯驹虽是盐业银行的常务董事，但对银行的事从来不闻不问，能拿得出来的钱并不多，为了凑足余下的2万大洋，他将妻子潘素的首饰都变卖了。《平复帖》来之不易，在收藏后，张伯驹把自己的书房改成为“平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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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遭绑架宁死不让妻子卖收藏

抗日战争爆发后，时局动乱，因为这些价值连城的书画，张伯驹曾遭到绑匪的绑架。1941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在上海盐业银行上班的张伯驹，突然被人绑架，绑匪索价伪币300万元。此时的张伯驹，为了收藏珍贵字画，早已囊空如洗。张伯驹了解到，这帮绑匪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交出收藏的珍贵字画。因此张伯驹宁愿饿死，也不愿让他们得逞。于是他连日绝食，没过几天他就昏迷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