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贯穿中国近代历史，前一场悲剧衍生后一场悲剧，前一场灾难导致后一场灾难。发动“七七事变”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源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强迫清政府签下《辛丑条约》，日本根据该条约驻扎在从北京至山海关铁路线上的部队，又称“清国驻屯军”。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持续动荡，日本一方面将“清国驻屯军”改称“中国驻屯军”，另一方面暗中扩大编制，增加驻军人数。即使这样，驻屯军仍然不满足。特别是眼见资格很浅的关东军急剧膨胀，驻屯军想效法关东军，把华北也弄成“满洲国”那样的形式。

读 ：在人们的抗战记忆中，为什么那么多汉奸？

金一南：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

1948年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九一八事变”元凶板垣征四郎，1931年8月在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讲过这样一番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板垣的这番话，可以说戳到了当时中国的最痛之处，也可以回答，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的不抵抗者、那么多的汉奸。

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

第一次形成全民共识

读 ：抗战中岌岌可危的中国，不但没有像日本认为的那样迅速灭亡，而且取得了最终胜利，根本原因是什么？

金一南：应该说日本方面占领中国的计划从来就不草率、简陋。20世纪30年代前后，从“皇姑屯事件”到“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九一八事变”、“张北事件”、“七七事变”，日本一直在通过不断制造危机、利用危机，有条不紊地向预定目标节节推进。

但这一轮它错了。它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以为历史会简单重复，以为还会像甲午战争消灭大清北洋水师，或击溃清朝陆军就可获得丰厚的割地赔款一样，只要击败蒋介石的中央军就可征服中国。它没有想到面前出现一个全新力量：中国共产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民众，为侵略者垒起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则是看到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敌后战场是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军民一致打击侵略者的状况，令日军震惊不已。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读 ：抗日战争给中国留下难以抚慰的伤痛，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伤痛是否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产？

金一南：对一个民族来说，从灾难中获得的力量，是支撑民族思想大厦的栋梁。

我曾去过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哭墙”。那是一段几十米长的残破墙段，两千年前被罗马人毁掉的以色列圣殿的遗迹，今天以色列人的圣地。一批又一批以色列人来到这里，其中有很多年轻的面孔，他们虔诚地站在那里，把头轻轻地抵在粗糙不平的墙面上，许久默默地祈祷。那一刻作为旁观者的我，突然觉得这些年轻人，一定也从这段残破墙面的石缝之中，倾听到从历史中传来的遥远回声。

这些年轻人也会老去，但当他们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到这里经历心灵洗礼的时候，谁还能毁灭这样的民族？谁还能遏制这样的民族的强大生机？

读 ：回望历史，中国人应该延续怎样的民族精神？

金一南：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第一次打破地域之隔、种族之别，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在这一饱受苦难的进程中，民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中华民族第一次形成全民共识：为了生存、发展、繁荣、昌盛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构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国家。

今天回顾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抗战胜利，使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大国之列。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出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坚强的民族组织，成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将成为今天和今后继续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

【手记】

“抗战发声”

不是应景

记者宋磊

金一南很高效，只用了两天便以邮件回复了记者的采访，让人联想到军人行事的干净、利落。但他并不苛求时效。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各种抗战主题著作扎堆上市。金一南的《魂兮归来》却并没有压着重要时点上市，而是在这一年即将过去时“姗姗来迟”。对此，他说，任何一部负责任的作品成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能否在9月份这个时间点出版，其实并不是那么紧要”。可见，他的“抗战发声”既不是应景，也不是走过场。

在谈到自己的代表作、畅销书《苦难辉煌》的写作动机时，金一南说，就是自己想写。“我一直在想，最初只有50多人的一个党，凭什么短短28年就夺取全国政权？这本书是写给我自己、解我内心困惑的，‘我以我笔写我心’”。

他当过机械工人，参军后在部队长期从事技术工作，近年来，却不断写出历史题材著作。很多人问金一南：作为一名研究国家安全战略的学者，为什么思维跳跃，写了这些与本行研究无关的书？金一南告诉他们：写书的欲望出自一种感觉，一种越来越强的感觉——中国正面临关键性的历史进程。“我们取得了很大的建设成就，也面临着很多全新的矛盾和全新的问题”。

在一个思潮交织的年代，面对问题，金一南将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吕西安·费弗尔的一句话视为金句：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