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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便感到了“年”的缺失。
有生以来，过年只是我们的一种一年一度自然而然的传统生活。我们不曾把它当作文化。但现在却忽然感受到“年味”的淡薄与失落。千百年来一直年意深浓的春节，怎么会只剩下了一顿光秃秃的年夜饭？人们甚至还在若无其事地随手抛掉仅存无多的剩余年俗。
比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各大城市一窝蜂学习香港“禁炮”。那时亚洲四小龙的一切都是我们艳羡的楷模。鞭炮成了城市文明的敌人。天津是中国大城市中最富于年味的，天津人最在乎过年，这情景我在《激流中》最后一章写过。当时，天津是唯一年夜可以燃放鞭炮的城市，可是渐渐也卷进“禁炮与否”的争论中。我立即写了一篇文章叫作《禁炮不如限炮》。我反对禁炮。我的理由是：
中国人的年是文化含金量最高的节日。但眼下正在一点点被淡化、被取代、被消除。除夕间饭馆的包桌定座正在代替合家包饺子吃年饭；电话拜年和FAX拜年正在代替走亲访友。如果再禁了鞭炮，春晚又不尽人意，年的本身便真的有名无实了。有人说，可以去旅游呀，去唱卡拉OK呀，去滑冰呀，但那样做我们还能找回年的情感吗？年有它专用的不可替代的载体，这便是那些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年俗。
现在禁炮之声正在蔓延。理由振振有词。倘说鞭炮不文明，西班牙人传统的斗牛岂不更野蛮更危险？倘若说鞭炮伤人，游泳年年淹死人，拳击和赛车更伤人害命，又为何不禁？倘说污染，还有比吸烟污染更严重，并直接进入人的身体。谁又呼吁过“立法”禁烟？最多不过劝人“戒烟”罢了。
世上的办法很多，为什么非用一个“禁”字？
“禁”是一种消灭。如果灭掉鞭炮，被消灭的绝不仅仅是鞭炮包括污染，而是一种源远流长、深厚迷人、不可替代的文化，以及中国人特有的文化记忆与文化情感。我们不会在文化上这么无知吧。
▲《舌尖上的新年》剧照
这是我最早的社会文化批评。
这篇文章在当时影响甚大的《今晚报》上发出来，马上引起了十分热烈的社会呼应，致使当时市人大的一次会议上做出“暂不禁炮”的决定。我闻讯赶紧又写了一篇文章《此举甚妙亦甚好》，称赞政府“体恤民情，顺乎民意”；同时呼吁百姓与政府合作，燃放鞭炮时要有节制，注意安全。我这篇十分“讲究策略”的文章奏了效，使得天津的年夜一直可以听到除旧迎新的炮声。很多禁了炮的北京人除夕那天跑到天津放鞭炮过年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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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每到腊月二十三日左右，我都要往两个地方跑一跑。一是东城外天后宫前的广场，这里是传统的年货市场。
▲《舌尖上的新年》剧照
这市场不卖食品，全是岁时的用品与饰物。如鲜花、金鱼、吊钱、窗花、福字、香烛、年画、供品、绒花等等，红红火火，都是此地人深爱的“年货”。但十年“文革”中被视作“四旧”遭到禁绝，致使广场成了一片了无人迹的空地，广场中心甚至长出很高的野草。
“文革”后百废俱兴，这里又恢复为津地年俗最浓郁的地方，自然是感知年味最好的去处。此外，我还要跑的地方是津西的几个乡镇，杨柳青、独流和静海一带。为了到这些地方的集市里挤一挤，每去之前先要打听好哪一天是集日，我说过“农民过年的劲头是在集市上挤出来的”。
我到这些地方还有一个具体的目的，就是寻找地道的农民印绘的粗粝又质朴的木版年画。这些地方全是古老的年画之乡，我对这里农民印绘的乡土版画情有独钟，特别喜爱。“文革”前我从这里收集的许多珍贵的年画，“红八月”时都给烧了。可是到了八十年代，再跑到这些年画之乡来，却很难见到手工印制的木版年画了。仅有的年画摊大都销售廉价又光鲜的机印年画。
八十年代中期，在杨柳青镇西边一个街口还有两三个卖年画的地摊，但品种少得可怜，只能买到老版新印的《灶王》《全神》和《缸鱼》。唯有一个卖家那里能买到一些大幅的贡尖，如《双枪陆文龙》《农家忙》《大年初二迎财神》和纯手绘的《五大仙》，后来这些年画摊被作为不法经营取缔了。有一次，我跑遍杨柳青竟然一个年画摊也没找到，我站在这个徒有其名的“年画重镇”空荡荡的街口，心里一片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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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春节将临，央视记者敬一丹约我去杨柳青镇子牙河边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做一个过年的节目。媒体的消息比我灵通。他们听说镇上有一家年画老店玉成号——霍氏一家，近日把“文革”期间中断的祖传技艺重新恢复起来。
▲杨柳青年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