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疗抑制住了肿瘤，但它强烈的副作用包括脚上的严重神经性病变，因此66岁的桑塔格在经过漫长的物理治疗后必须重新学习走路。康复的过程十分煎熬，但她是位斗士。她很开心自己能活下来，享受着每一分钟。

与此同时，桑塔格出于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意愿又开始写作。她在第二次癌症期间完成的第一篇文章是为一本摄影集所写的导言，她和莱博维茨一起构思了这本摄影集。为了1999年秋出版的《女性》（Women），莱博维茨对200名美国女性——女艺术家、女政治家、家庭妇女、农妇和脱衣舞女——拍摄了肖像，并将它们编排成一份千禧年之交美国女性生活的人类学大纲。这个构思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拍摄的德国人肖像集《时代的面孔》（Antlitz der Zeit，1929），却采取了一种完全中立的摄影视角，比桑德更强调不同社会背景间存在的冲突。桑塔格在她的序言中问道，是否存在着某种事物能将摄影集中呈现的女性统统联系在一起？但在经过一系列反思之后，这些反思的某些部分看起来并不符合这个时代，桑塔格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在这篇散文中，她继续讨论了《火山情人》结尾部分四位女性的独白以及在她的剧本《床上的爱丽斯》中已经讨论过的主题：女性的存在。桑塔格在多数情况下没有成功地挖掘出该主题表面之下的内涵，这表明，虽然她对此深感兴趣，但这个主题不是特别适合于她。她自己作为女性的人生过于矛盾，因此不具有代表性。她既不接受被她批评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话语，也不遵循1990年代以来盛行于美国大学的后女权主义性别逻辑。她宁可退回到更遥远的地带。在那些年的采访中，她承认她对弗吉尼亚·伍尔夫重新有了兴趣。在许多层面上，桑塔格带有人类学色彩的思考与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中的反思相类似。但不同于伍尔夫的是，桑塔格没有成功地解释清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也没有强调一位女性的“人类境况（conditio humana）”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