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60年代，我们多读高中了，看戏也从看热闹到略窥门径。此时，高先生从50年代中偶演老爷戏，已经是大演老爷戏了，看他的关戏特别过瘾！他个子不高，有威；嗓子偏左，有味儿；眼睛不大，有神！上海、湖北、武汉戏迷都称他为“活关公”，把他的关公剧照画当“年画”贴在家里甚至成为了时尚。

这段时间，有不少京剧武生名家到武汉演出，基本上没讨过武汉观众的好，（64年左右吧？中国京剧院原定由李少春来汉演出，李不肯来，才换了钱浩梁），证明了武汉观众对高的偏爱。

高到北京走马换将，我们随时关注北京、天津的报纸，关注高先生的演出，看到高先生轰动京师，就一样高兴。看到厉慧良停演从天津赶到北京观摩，就好像是武汉戏迷的骄傲。下半年高先生领衔到上海演出，也是他回到他解放前的演艺之地，新民晚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连编累牍报道，不少观众从香港过来观看！后来应香港观众要求，经文化部同意，高先生率团赴深圳为香港观众（不少是解放前从上海过去的）演出，此次，广东名画家关良为其画了不少剧画，陶铸指示要把高先生的《走麦城》拍成电影（后因文革作罢，可惜）。

到了文革时期，京剧团的“三名三高”统统进了牛棚了，高百岁先生甚至被迫害至死，高维廉跳楼伤残，后来听说由于谭元寿率样板团到武汉演出，回京出面向有关方面请求，高才得以放出，我们也在剧场看见他，不过不是在舞台，而是在楼上打字幕。那时候，高先生面色黝黑，穿着半旧军装，没戴帽子，不高的个子，小小的手，目不斜视，认真极了，我们在旁边只有替高先生感到悲哀。

后来他们全家到了北京，离开了武汉，就再也没看到过高先生在武汉的舞台演出了。

再次见到高盛麟先生消息的时候，大概是72年左右了，从武汉调他到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反正从那时候起，高先生可能被上面有关重要领导青眼，经常出现在比较重要的场合，甚至在重大节日，作为京剧艺术界的代表，也应邀登上了天安门，也经常在一大版长长的名单上和其他诸如浩亮、袁世海、杜近芳等同见诸报端，从当时来讲，还是给了高先生较高的政治待遇。

窃以为，这可能与高先生几件事有关：

一来高先生有真玩艺儿容不得轻视，得到了当时京剧界内外重要人士的认可；

高先生的武生艺术，是宗杨为主而兼融盖、麒之艺，是极少较好地融合了南北武生艺术、能独步一时的艺术家，他在武汉多年，已然形成了自己个性化的艺术。同时身为副团长，头牌挑粱，有一定的艺术地位和政治地位。而且60年代前后，在艺术上也指点过当时不少样板戏的优秀演员如钱浩梁、谭元寿、俞大陆、叶金援等，在北京上海都有高先生的艺术知己，也可能学校在武戏方面要借重高先生的艺术水平和艺术经验；

二来高先生是从解放后才改变了他解放前潦倒不堪沦为班底（当时一起的班底还有裘盛戎、芙蓉草、苗胜春等老几位）的宭境，是在政府的帮助下才焕发了艺术生命；这是与其他同时代名演员最明显不同的地方。

解放前，高先生跟大多数演员一样，抽上了鸦片烟。当时有句话，叫不抽烟不过千（大洋），结果高与裘盛戎这对难兄难弟，对吹大烟，弄得人不人鬼不鬼，行头当光，演出时敷衍了事，穿着棉裤唱《挑华车》，有时演出连眼都未睁，所以从头牌武生沦为二、三、四牌一直到班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