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泰戈尔访华的四年前，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冯友兰问他对灾难深重的中国有什么拯救方法时，他就毫不犹豫地说：“我只有一句话：快学科学！”他一直在主张东方人学习西方科学来摆脱被压迫的地位。在中国他也一再强调他所反对的只是把人降为机器的奴隶，反对滥用科学，反对把科学凌驾于一切之上，也就是说，他反对的是畸形的物质文明，同样，他也反对畸形的精神文明，而不是反对物质或精神本身，“从迷幻中醒过来，破除精神物质的畸形，而各还他的本来地位”（泰戈尔：《东方文明的危机——在上海各团体欢迎会上的讲演》，1924年4月18日）。

遗憾的是，泰戈尔来时的中国，正处于思想混乱、国势衰弱的时代，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正闹着饥荒，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包括在泰戈尔之前到中国的罗素、杜威和杜里舒等，欢迎者或反对者都希望他们能带来一种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带着这种先入之见欢迎或反对这些外国思想家时就都会具有某种盲目性，而对他们的思想学术本身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所以，中国思想文化界虽然出过“罗素月刊”、“杜威五大讲演”、“杜里舒讲演录”，忙得不亦乐乎，但他们所欢迎或反对的都谈不上是思想和学术。当时对泰戈尔的态度也是这样。泰戈尔本是为了恢复和发展中印两国的友谊而来的，是为了推动东西方文明的和谐而来，并非要分出东西方文明的优劣或只取一端，但在当时纷乱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环境下，他对东西方文化的这种“无问”态度，很多欢迎者和反对者都故意或无意忽略了。

正是在老诗人因为得不到理解而黯然神伤的时候，是清华的师生以真诚的心理解了老诗人灵魂深处的这种温暖的博大。就在当时国内欢迎和批评声浪都正烈的时候，清华老师陆懋德就客观地指出：欢迎派和反对派都误解了泰戈尔。欢迎派将泰戈尔视为印度革命领袖，“因欲利用彼鼓吹革命主义”；反对派则批评泰戈尔反对物质文明，而“泰氏亦非劝人绝对不用物质文明，不过指出物质文明之弱点，使人知物质文明之外，尚有精神文明之重要而已”（陆懋德：《个人对于泰戈尔之感想》，《晨报副刊》，1924年6月3日）。此公允之论，直至今日，都显珍贵。